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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

211105新华社: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诽谤与事实真相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诽谤与事实真相

  引言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针对中国炮制了种种谎言谣言,早已多次被中方和国际社会以详细事实和数据打脸。迄今已有80多个国家,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以各种方式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

  近日,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解密版报告,继续罔顾科学溯源规律,影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指责中方缺乏透明度、阻挠国际调查。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美方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将早已遭到批驳的低劣谎言披上情报“马甲”反复翻炒,真实目的就是妄图混淆视听、蒙骗世人,继续搞“有罪推定”,政治操弄溯源问题,对中国甩锅推责、打压遏制。

  我们根据美方所谓调查报告以及各方公开材料,再次逐条列出美方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炮制的种种恶意诽谤,将事实真相昭告天下,让“政治溯源”和“情报溯源”的阴谋诡计无所遁形。

  第一部分

  美方在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的恶意诽谤及事实真相

  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一再编造谎言,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中方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硬核”防控措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中方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力所能及地提供抗疫援助,并率先开展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合作行动,为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突出贡献。中国始终秉持科学态度积极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合作,先后两次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为人类最终战胜疫情作出中国贡献。

  一、关于美方声称新冠肺炎聚集性病例最早在武汉出现

  恶意诽谤1:新冠肺炎聚集性病例最早出现在2019年12月的中国武汉。

  事实真相:越来越多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早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美国疫情发生时间早于官方确认病例时间。意大利检测机构报告显示,病毒甚至有可能早在2019年夏末就已开始传播。

  ◆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向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20年1月3日,中方开始定期向世界卫生组织、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

  2021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组调查表明,没有证据显示2019年12月武汉疫情暴发前的几个月有较大规模的新冠疫情传播。2019年10月、11月武汉不太可能发生一定规模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对2020年前3个月采集的逾2.4万名美民众血液样本的分析显示,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即在美出现,比官方首次确认发现病例提前数周。

https://www.nih.gov/news-events/news-releases/nih-study-offers-new-evidence-early-sars-cov-2-infections-us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华盛顿大学合作的研究表明,从2019年12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2020年2月的呼吸道症状和疾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加,表明新冠病毒在临床意识和检测能力具备之前就已经在美国社区传播。

https://newsroom.ucla.edu/releases/covid-may-have-been-in-la-as-early-as-december-2019

  2020年3月,美国疾控中心时任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美众院听证会上公开承认,部分流感死亡病例实际上感染的是新冠肺炎。美方并表示将就此在全国进行“全面回溯性调查和研究”。

  2020年5月,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尔哈姆表示,自己可能在2019年11月就已感染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显示其体内的抗体已存在相当长时间。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192464336468320&wfr=spider&for=pc

  2020年5月,《今日美国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171个新冠肺炎患者早在2020年1月就出现了相关症状,所有人均无中国旅行经历,比该州官方报告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时间提前了两个月。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20/05/05/patients-florida-had-symptoms-covid-19-early-january/3083949001/

  2021年6月,“医疗新闻网”报道,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7日,美国9个州常规献血存档样本新冠病毒检测抗体有106份呈现阳性反应,其中84份具有中和活性。

https://www.news-medical.net/news/20210621/Study-shows-that-COVID-19-was-present-in-five-states-in-December-2019-even-before-the-first-reported-case-in-China.aspx

  2021年7月,美国农业部官网发布消息称,其下属的动植物卫生检验局近期完成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2020年1月至2021年收集的481个北美白尾鹿动物样本中,有33%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其中密歇根州采集的样本中67%检测出了抗体。这是首次在野生动物中检测到新冠中和抗体,抗体的存在证明美国有大量白尾鹿早已感染过新冠病毒。上述研究还显示,在2020年1月之前收集的143个白尾鹿样本中,有1例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这意味着,早在2019年,美国白尾鹿种群内就已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

https://www.aphis.usda.gov/aphis/newsroom/stakeholder-info/stakeholder-messages/wildlife-damage-news/deer-sars

  2021年8月,美国加州《圣何塞信使报》发表独家报道,披露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12月甚至11月已在美国传播,并在2020年1月初导致多人死亡。这些早期死亡病例分布在美国不同州,有些地方位置偏远,当地人与中国很少有往来。专家表示,需要对美国本土的早期死亡病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https://www.mercurynews.com/2021/08/22/exclusive-first-u-s-covid-deaths-came-earlier-and-in-different-places-than-previously-thought/

  美国《棕榈滩邮报》和《迈阿密先锋报》都曾披露,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发布当地2020年1月和2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的171名患者数据,然而这些数据一度被莫名其妙地删除。

https://www.palmbeachpost.com/news/20200506/coronavirus-florida-without-explanation-state-puts-early-symptom-data-back-online

https://www.miamiherald.com/news/coronavirus/article242851256.html

  美国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发布于2020年前半年的帖文显示,有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菲律宾前驻美国使馆新闻官帕格里纳万在其新书《疫苗治不了种族主义病毒》中详细列举了新冠病毒在美暴发的时间表,判断美国新冠病毒的起始时间是2019年6月,随后传播到世界各地。

  2021年9月,中科院预印本平台(ChinaXiv)发布一项基于大数据建模分析的新冠肺炎疫情起源时间研究。研究人员依据传染病传播模型和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建立优化模型,基于已公开数据对美国东北部12州和中国武汉市、浙江省等地的疫情起源时间进行了推断。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美国东北部这12州,新冠肺炎疫情首例感染发生概率50%的日期多数位于2019年8月到10月,最早是罗得岛州的2019年4月26日,最晚是特拉华州的2019年11月30日,均早于美国官方公布的全美首例确诊日期2020年1月20日。计算结果表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较大概率于2019年9月前后已开始流行。

  http://chinaxiv.org/abs/202109.00058

  ◆2020年11月,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与米兰大学等机构发表了对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期间采样的959份血液样本进行新冠病毒血清抗体检测的结果,阳性率达11.6%,其中2019年9月采集的样本有23例呈阳性。

https://www.istitutotumori.mi.it/pagina-articolo/-/asset_publisher/QdaLDEjXASJj/content/covid-19-studio-su-cittadini-asintomatici-rivela-anticorpi-del-virus-sars-cov-2-nel-periodo-pre-pandemico-in-italia

https://www.scienzainrete.it/articolo/nuovo-studio-rivela-sars-cov-2-giro-litalia-dallestate-2019/luca-carra/2020-11-14

  2021年1月,意大利新闻机构《当地意大利》报道,2019年11月,一名意大利女性的皮肤活检样本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原位杂交反应性。

https://www.thelocal.it/20210112/italys-new-patient-1-identified-milan-woman-had-coronavirus-in-november-2019/

  2021年7月,意大利米兰大学等机构进行样本检测时,在156个病例中发现13个病例存在新冠肺炎感染的分子证据,其中11个病例样本采集于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早于意大利官方宣布的新冠疫情暴发时间。此外,2019年9月12日,意大利麻疹病人留存的尿液样本中发现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测序结果已上传公开数据库。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可能于2019年夏末就已在意大利传播。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883274

  ◆2020年5月,法国医学期刊《国际抗菌剂杂志》刊登题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国传播》的论文。研究人员选取14个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1月16日期间流感疾病重症监护室病例,于2020年4月重新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发现一名42岁男子的样本呈阳性。该病例与中国缺乏关联,且在发病前没有外国旅行史,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国传播。另据公开消息显示,2019年12月中旬法国中和抗体的流行率增加,2019年12月法国一个咯血患者的咽拭子样本经检测为新冠病毒RNA阳性。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4857920301643

  ◆2020年6月,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发布公告称,该校肠道病毒小组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1月15日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存在。

https://www.ub.edu/web/ub/en/menu_eines/noticies/2020/06/042.html

  二、关于美方诬称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泄漏新冠病毒

  恶意诽谤2: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可能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以下简称“武汉病毒所”)直接相关。

  事实真相: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与武汉病毒所毫无关联。

  ◆2020年5月和8月,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分别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专访,表示新冠病毒由武汉病毒所泄漏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该所此前“没有接触过、研究过或者保存过”新冠病毒。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5-23/Exclusive-with-head-of-Wuhan-Institute-of-Virology-Let-science-speak-QJeOjOZt4Y/index.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iIQJnEiBXY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inside-wuhan-lab-center-coronavirus-storm-n1236254

  ◆2021年3月,武汉病毒所发表声明表示,2019年12月30日之前,该所未接触过2019新型冠状病毒。

  http://www.whiov.cas.cn/tzgg_160286/202103/t20210323_5981805.html

  ◆国际科学界权威人士已多次驳斥了所谓“武汉实验室泄漏论”。

  2021年2月,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新闻发布会上,外方组长安巴雷克表示,专家组与中方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并详细了解了武汉实验室的管理情况、工作规范及近期病毒研究情况,认为“武汉实验室泄漏”引发疫情极不可能。

https://mp.weixin.qq.com/s/r-S0Hlq-HchuJvV-gJBWvw?

  ◆已与武汉病毒所合作长达15年的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武汉病毒实验室尚未拥有引发新冠肺炎疫情的病毒,所以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是不可能的。

https://edition.cnn.com/videos/tv/2020/04/26/exp-gps-0426-daszak-int.cnn

  2021年6月,美国彭博社报道,曾在武汉病毒所进行为期数月的访学工作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表示,她对中国境外一些媒体对武汉实验室的描述和对中国科学家的攻击感到震惊。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1-06-27/did-covid-come-from-a-lab-scientist-at-wuhan-institute-speaks-ou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videos/2021-06-28/last-foreign-wuhan-lab-scientist-video

  2021年7月,24名国际知名专家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2021年8月,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等国的21名病毒学家在《细胞》杂志发表论文,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早期新冠肺炎病例与武汉病毒所有任何联系,也没有证据表明该所在疫情大流行前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病毒更可能从动物宿主传播至人类,且“新冠病毒具备此前人畜共患事件的数个特征”。

  ◆2021年9月,英国《自然》杂志的预印本平台“研究广场”登载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老挝北部某些洞穴中栖息的菊头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具有共同关键特征,这表明自然界存在与新冠病毒密切相关的病毒。论文显示,科研人员从栖息于老挝北部某些洞穴的上述菊头蝠身上采集了样本,并在这些样本中发现了3种与新冠病毒受体结合域(RBD)高度相似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人员指出,代号为BANAL-52、BANAL-103和BANAL-236的病毒是“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最接近的”蝙蝠冠状病毒。其中BANAL-236病毒具有与新冠病毒几乎相同的RBD。论文作者之一、巴斯德研究所病原体探索领域的负责人马克·艾利奥特说,这3种蝙蝠冠状病毒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可能构成直接传播给人类的实质风险。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2596-2

https://www.researchsquare.com/article/rs-871965/v1

  ◆2021年6月,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福特发表公开信,揭露美国务院军备控制、核查和合规局(AVC)炮制散播“实验室泄漏论”的过程。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初,在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授意下,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余茂春指使分管AVC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托马斯·迪南诺和顾问大卫·阿舍绕过生物科学和生化武器专家评估,持续向美国务院各部门宣扬“新冠病毒系中国政府故意释放的生物武器”等不实论断。在福特数次发邮件提醒两人必须组织科学家进行认真评估后,AVC于今年1月召开专家会议。参会专家在会议现场指出了相关文件的关键错误。福特随后给多名国务院高级官员发邮件通报会议情况,指出AVC有关论断存在重大问题。据福特推断,美国务院高层可能因此在当年1月15日发表的“情况说明:武汉病毒所活动”中没有提及“生物武器论”,转而提出“新冠病毒可能源自实验室意外泄漏”的猜测性说法。

  恶意诽谤3:武汉病毒所人员曾在野外采集病毒样本时意外感染。3名武汉病毒所员工曾于2019年11月染疫。

  事实真相:武汉病毒所的职工和研究生至今无一人感染新冠病毒。

  ◆2021年3月,武汉病毒所发表声明表示,迄今为止,该所职工和研究生保持零感染。

  http://www.whiov.cas.cn/tzgg_160286/202103/t20210323_5981805.html

  ◆西方媒体关于“武汉病毒所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11月到医院就诊,症状与新冠病毒感染一致”的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中方多次要求质疑者公布这3人的姓名,以便让事实水落石出,但至今无人提供。

  http://english.scio.gov.cn/pressroom/2021-07/25/content_77650203.htm

  ◆2021年6月,美国彭博社报道,曾多次在武汉病毒所访学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表示,到2019年底,她在武汉病毒所认识的人都没有生病。安德森还表示,2019年12月,许多武汉同事到新加坡参加会议时,也没有人讨论过实验室有任何“疾病”蔓延的情况。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1-06-27/did-covid-come-from-a-lab-scientist-at-wuhan-institute-speaks-ou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videos/2021-06-28/last-foreign-wuhan-lab-scientist-video

  恶意诽谤4: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管理“不科学”,存在“安全漏洞”。

  事实真相: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是中法政府合作项目,具有严格的防护设施和措施。

  ◆作为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自2018年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病原体泄漏和人员感染事故。武汉P4实验室按照国际要求和国家标准设计、建设和运行,不仅具有稳定可靠的生物安全防护设施,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化支撑管理和维护人员队伍。武汉P4实验室的硬件设施、管理水平、人员队伍、工作方式和目前世界上安全运行的其他P4实验室是一样的。

  恶意诽谤5:卫星图像显示,2019年10月,武汉中南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等几所医院的停车场内车辆数量比2018年同期增加不少,同时段内百度搜索“咳嗽”“腹泻”等词数量猛增,因此新冠肺炎可能2019年8月末就开始在武汉传播。

  事实真相:相关推论纯属主观臆断,所依据的例证并不能得出相应结论,有关报道及研究均十分荒谬。

  ◆世界卫生组织对此回应称,不能对医院停车场汽车数量的变化做过多解读,并“跳跃”两三个推论,将此同新冠肺炎疫情相联系。

  ◆中国百度公司对此问题回复,并配上一张指数图表。图表显示,“咳嗽”“腹泻”等搜索量与往年并没有明显变化,2019年12月左右“腹泻”搜索量还有轻微下降。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防控新冠肺炎高级别专家组专家曾光撰文表示,该研究是对大数据流行病学的典型误用,在诸多方面都十分荒谬。一是时间上荒谬。该研究根据停车场车流量和百度搜索数据把新冠病毒传播的时间推至2019年8月,武汉军运会在当年10月召开,若8月病毒已传播,当时世界各地来参加军运会的军人不可能没有感觉,美国军人还曾因病在当地医院就医,更不可能没有察觉。二是对病症的了解荒谬。该研究中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数据为主要证据之一,该院为武汉市主要的儿科医院,但新冠肺炎的主要感染人群并不是儿童,儿童感染率相对较低。三是以“咳嗽”和“腹泻”为搜索关键词很荒谬。新冠肺炎患者早期有咳嗽症状的不少,但早期有腹泻症状者并不多,且症状最终都会变成肺炎。若2019年8月病毒已传播,为何如此长的时间这些症状都没有转化成肺炎?

  恶意诽谤6:武汉病毒所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约300码(约0.27公里)。

  事实真相: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约300码的是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所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十几公里,中间还隔着长江。

  恶意诽谤7: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曾发表针对武汉病毒所的调查报告,称武汉病毒所曾发布价值6.06亿美元的空调系统翻新合同,这份合同让人怀疑疫情前空调系统能否正常工作。

  事实真相:这份合同的实际价值是606,000美元,麦考尔报告出现关于数据小数点的低级错误,并被不负责任的美国主流媒体照搬传播,暴露出美方仓促捏造凭据,缺乏独立严谨的专业精神。

  ◆麦考尔报告还将武汉病毒所其他6个项目经费夸大100倍或10倍。比如报告中武汉病毒所郑店园区安保服务、P3实验室及实验动物中心维保、危废处理系统改造工程费用分别为130万美元(约830万人民币)、40.13万美元(约合260万人民币)和152.13万美元(约合986万人民币),而实际数额为83万人民币、26万元人民币和98.6万元人民币。

  麦考尔的“研究人员”在引用相关数据时,去掉了中方数据中的小数点,由此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美国《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在未做事实核查基础上,引用、扩散共和党报告错误内容。

  恶意诽谤8:美国国防部主要承包商内华达山脉公司曾发布报告称,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的核心依据是2019年10月中旬,武汉病毒所周边道路设置了大量“路障”。

  事实真相:美国《野兽日报》网站通过列举事实指出,所谓“路障”实际上与武汉病毒所周边道路工程有关,武汉病毒所附近的交通并无异样。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pentagon-contractors-report-on-wuhan-lab-origins-of-coronavirus-is-bogus

  恶意诽谤9:武汉病毒所曾与中国军方合作开展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

  事实真相:武汉病毒所从未与包括中国军方在内的任何其他方面合作开展过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

  ◆2021年7月,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武汉病毒所没有开展过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

  http://english.scio.gov.cn/pressroom/2021-07/25/content_77650203.htm

  ◆2021年6月,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其实验室从未进行或合作进行过增强冠状病毒毒性的“功能增益”实验。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14/world/asia/china-covid-wuhan-lab-leak.html

  ◆2021年6月,曾在武汉病毒所工作的澳大利亚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武汉病毒所搞“病毒功能增益实验”。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1-06-27/did-covid-come-from-a-lab-scientist-at-wuhan-institute-speaks-ou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videos/2021-06-28/last-foreign-wuhan-lab-scientist-video

  恶意诽谤10:武汉病毒所通过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合作,已掌握“无痕合成技术”,在人工干预病毒基因重组时“隐藏”改造标记。

  事实真相:武汉病毒所从未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也不具备全新设计和创造新冠病毒的能力。武汉病毒所并不掌握所谓的“无痕合成技术”。

  恶意诽谤11:2015年,巴里克曾与武汉病毒所合作刊文称,成功运用蝙蝠冠状病毒构建对人类具高致病性的嵌合病毒。

  事实真相:巴里克早在十余年前就掌握了合成冠状病毒的技术。他的确从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及其团队获得了从蝙蝠标本中采集的生物样本的序列信息,但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其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未提供给石正丽团队。

  ◆2008年,巴里克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详细记录了设计、合成并改造一种SARS样冠状病毒的方法。“在这项研究里,我们利用生物信息学、基因设计、大规模DNA合成、反向遗传学等方法,成功构建了可以复制的嵌合SARS样冠状病毒。”巴里克等人在论文摘要中写道:“为了试验从不可培养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到人类SARS样冠状病毒的可能出现途径,我们将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基因组的受体结合域DNA序列替换为SARS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DNA序列,人工合成并构建了包含SARS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的嵌合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这种人工构建的新型嵌合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能侵袭人类的呼吸道上皮细胞,也能够被蝙蝠和人体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特异性抗体有效中和。”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5/50/19944

  ◆2013年,当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及其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后,巴里克主动找到石正丽,表示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石正丽将基因组序列分享给了巴里克,巴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医学》杂志上。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3985

  ◆2016年,巴里克联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论文。论文结论中表示,他们以SARS样冠状病毒为模板制造出的嵌合病毒,在小鼠实验中展现出了可复制性。

https://www.pnas.org/content/113/11/3048

  恶意诽谤12:武汉病毒所在2018年时打算向一处蝙蝠洞内“释放”被“基因改造的冠状病毒”,并向美国申请相关经费,但遭到拒绝。

  事实真相:武汉病毒所要“释放”到蝙蝠洞去的,根本不是什么“冠状病毒”,而是一种通过基因工程技术表达的蛋白而制造出的针对冠状病毒的雾化微粒“疫苗”,这种雾化微粒可以引起蝙蝠免疫反应,防止冠状病毒在蝙蝠之间传播,进而防止这个病毒传播给人类。此系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招标要求。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曾就一个为美军派往海外国家的士兵“应对新发传染病威胁”的项目进行招标,在美国生态健康联盟的组织下,武汉病毒所曾同巴里克等美国及其他国家科学家的实验室共同参与该项目的竞标。

  武汉病毒所不参与招标项目中一切涉及对病毒进行“基因改造”和重组病毒蛋白的实验。这些分子病毒学层面的操作,主要是由巴里克及其实验室进行。武汉病毒所在这份投标文件中的角色,主要是进行“田野工作”,即在野外搜集病毒样本,分析出哪些病毒存在变异后感染人类的风险,然后提取出相关病毒的基因序列,交给巴里克等美国的实验室进行分子病毒学层面的研究。

  三、关于美方诬称中方在疫情暴发初期掩盖真相

  恶意诽谤13: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政府“迟报瞒报”。

  事实真相:中国政府秉持科学态度,遵循流行病学规律,第一时间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和疫情信息,及时、公开、透明地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公布疫情信息。

  ◆新冠病毒是一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人们对它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任何政府在研判公共卫生危机时都需要十分慎重,必须经过反复研究对比和科学论证。中国作为首先报告疫情的国家,更加需要经过谨慎的科学研究。未经研究就贸然下结论,是对科学和人民的不负责。

  ◆中方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的缔约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和义务。中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科学采取并及时调整出境卫生检疫措施,严防疫情跨境传播,不存在任何隐瞒和延误。

  ◆中国因为有过应对“非典”的经验,因此对疫情格外警惕,发现不明肺炎后立即开始科学调查和比对,第一时间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第一时间获得病毒基因序列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专家作出疫情存在人传人的科学论证之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将有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封城”。国际专家普遍认为中方行动最为迅速(详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42312/Document/1682143/1682143.htm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42312/Document/1682142/1682142.htm

  ◆2020年1月3日,中方首次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

  1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武汉病毒所等专业机构初步研发出检测试剂盒,武汉市立即组织对在院收治的所有相关病例进行排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疾控中心负责人分别与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就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通话,交流有关信息。

  1月11日起,中国每日向世界卫生组织等通报疫情信息。

  1月12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情况通报中首次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全球共享。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

  1月1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会议,部署指导湖北省、武汉市进一步强化管控措施,加强口岸、车站等人员体温监测,减少人群聚集。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发表关于在泰国发现新冠病毒病例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享了基因组测序结果,使更多国家能够快速诊断患者。香港、澳门、台湾考察团赴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

  1月18日至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赶赴武汉市实地考察疫情防控工作。19日深夜,高级别专家组经认真研判,明确新冠病毒出现人传人现象。

  1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美国正和中国就(新冠)病毒保持密切沟通。

  2月11日,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应约与美国疾控中心流感部门专家召开电话会议,沟通和分享疫情防控信息。

  2月13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致函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沟通双方卫生和疫情防控合作等有关安排。

  2月16日开始,由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尼日利亚、俄罗斯、新加坡、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25名专家组成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利用9天时间,对北京、成都、广州、深圳和武汉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第74届联大主席穆罕默德-班迪在埃塞俄比亚出席第33届非盟峰会时表示,中国驻联合国机构向联合国报告了有关疫情的详细情况,中国政府对疫情信息的发布及时、透明,让外界清楚中国正在发生的疫情情况,有利于多边合作防止疫情蔓延。

  恶意诽谤14:中国政府未正确、及时地处置疫情。

  事实真相:中国政府在最短时间内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把疫情主要控制在了武汉,有效切断了病毒传播链。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1月23日,中方做出关闭离汉通道的决定。

  1月24日(中国除夕)开始,中国政府从各地和军队调集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和965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省和武汉市。

  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强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指出湖北省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强调要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四集中”原则,将重症病例集中到综合力量强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及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截至1月29日,31个省区市全部启动一级响应,全面进行严格管控。

  1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用、旅游、家庭、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居家观察等6个公众预防指南。各个航空口岸严格检查,任何人有咳嗽发烧等症状均不允许通行,不存在所谓的大量新冠病人跑到海外。在此后较短时间段内,湖北以外其他疫情不明显的省区市同外国还有航班。但这些短暂出国人员回到国内后都进行了核酸检测,几乎没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中方在全国范围内排查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等“四类人员”,采取分类集中管理,持续提升核酸检测能力。科学采取并及时调整出境卫生检疫措施,全国口岸实施严格的出入境卫生检疫,对出入境人员严格健康核验、体温监测、医学巡查、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监测。对拟出境人员中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有症状者、密切接触者,中方都按照有关规定将相关人员移交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实施隔离、留验等后续处置,严防疫情跨境传播。实施最严边境管控,取消非紧急非必要出国出境活动。

  ◆2020年2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专家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国采取的措施非常及时有效,中国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显著改变了疫情蔓延曲线,不仅阻止了疫情在中国的传播,也为全世界争取了时间。《科学》杂志研究报告评估,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使中国减少了超过70万的感染者。

  同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考察报告发布。报告认为,面对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尽可能迅速地遏制病毒传播;令人瞩目的是,在所考察的每一个机构都能够强有力地落实防控措施;面对共同威胁时,中国人民凝聚共识、团结行动,才使防控措施得以全面有效的实施;每个省、每个城市在社区层面都团结一致,帮助和支持脆弱人群及社区。

  ◆2020年5月,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刊发了中美英多国科研团队的研究。研究通过建模发现,中国使用的三大非药物干预措施(城际旅行限制、早期识别和隔离、接触限制和社交距离),不仅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也为全球赢得了时间窗口。研究指出,如果不实施强有力的非药物干预“组合拳”,则中国的新冠肺炎病例或将增加67倍,超过700万人。

  ◆2020年5月,美国耶鲁大学和中国暨南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采取的“封城”、社区封闭管理、隔离、限制户外活动等措施极大降低了新冠病毒传播速度,病毒传播在2月中旬得到了有效遏制。截至2月29日,在中国实施的国家级和省级公共卫生措施可能在湖北以外避免了超过140万人感染和5.6万人死亡。

  ◆2021年9月,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新冠委员会主席、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接受马来西亚《星报》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世界本可以且应该能从中国的应对举措中学到更多知识。他还呼吁美国与中国展开良好合作,而不是试图强迫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做事。

  恶意诽谤15:中国政府打压“吹哨人”。

  事实真相:中国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了信息。没有打压所谓“吹哨人”。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2019年12月27日首次报告疫情病例,并因此受到嘉奖。

  ◆2019年12月30日,张继先医生报告可疑病例3天后,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同学微信群转发信息称“确诊了7例SARS”,并请不要外传。该微信截屏在网上迅速传播造成恐慌。武汉警方于2020年1月3日请其前往派出所谈话,以训诫书方式予以劝导。1月中旬李文亮医生不幸感染,1月31日确诊为新冠肺炎。2月7日经抢救无效病逝。当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其逝世公开表示哀悼。国家监察委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武汉,就有关李文亮医生问题开展调查。3月19日,调查组公布调查结论并召开记者会。同日,武汉市公安局通报了有关处理结果,认为训诫李文亮一案适用法律错误,决定撤销训诫书。

  李文亮医生是中共党员。2020年3月5日,他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4月2日被评定为烈士。给李文亮医生贴上对抗体制的“英雄”“觉醒者”等标签,是对李医生及其家人的极大不尊重,是极不道德的政治操弄。

  美国机构“独立传媒研究所”详细调查了媒体如何不公正报道李文亮医生的来龙去脉,认为西方媒体将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描述为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证据不符合逻辑。

  恶意诽谤16:中国政府指示销毁早期病例血清,导致无法确切判断病毒传播最初时间。

  事实真相:中方没有销毁早期病例血清。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一致同意,将在武汉血液中心血液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规定时,开展一些血清研究工作。

  ◆2021年7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先生表示,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在武汉曾专门邀请武汉血液中心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武汉血液中心的专家告诉专家组,他们保留有血样,但是这种留存的血液样本,仅用于应对因输血可能导致的医学争议或者法律诉讼来保留的,它的留存量很低。根据中国国家血站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血液样本有其保存期,即在全血或成分血使用后两年内,只有发生医疗纠纷或者诉讼才能拿出来使用。

  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一致认为,将在武汉血液中心血液使用两年后,符合相关管理办法规定时,开展一些血清研究工作。中方也正组织相关专家和单位就这方面工作做准备。目前,已提前就血液检测方法、检测的实施方案等做一些论证,待到期后具体实施。中方相关机构也表示,一旦有结果,他们会及时通知中方和外方专家组。

  恶意诽谤17:2020年1月,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名官员下令基因测序公司和实验室停止测试并销毁患者样本。1月3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道全国范围的命令,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所下达的命令类似,要求销毁病毒样本。

  事实真相:疫情发生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立即组织国家级高水平的专业机构进行病原的平行鉴定工作,同时依法依规对病原体进行管理。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中国法律法规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样本的保存、销毁、实验活动等都有明确要求,对于实验室条件达不到生物安全样本保存条件要求的,应就地销毁或移交专业的保藏机构保管。有关机构销毁早期病毒样本符合相关传染病管理办法。

  ◆在病原微生物菌毒株分享方面,中国一直都是积极的贡献者。近年来,为防范全球流感大流行,在世卫组织框架下,中国向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都提供了很多高致病性流感病毒毒株。在新冠毒株分享方面,中国同样持积极开放态度。

  四、关于美方诬称中方阻碍国际调查并指责其他国家

  恶意诽谤18: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赴华溯源期间,中方限制专家进入相关现场,阻挠他们获取“原始数据”,拒绝提供早期174例病人病历。

  事实真相:中方始终本着开放、透明态度,同世界卫生组织就全球病毒溯源保持密切沟通合作,为世卫专家来华提供了大力支持协助。

  ◆中国率先认真落实世卫大会决议,先后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特别是2021年初,17名国际权威专家同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华进行了为期28天的考察研究。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世界卫生组织于2021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就溯源问题做出最权威、最专业、最科学的结论。中方积极参与病毒溯源全过程,发挥了应有的领导作用。

  ◆2021年2月,世卫专家组成员、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接受美联社采访时称,中方人员与世卫团队展开了广泛而坦诚的交流,“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想见的人都见了”,并发布推文称与武汉病毒所人员的交流坦诚、公开,就病毒溯源提出的重要问题均得到了回答。

https://apnews.com/article/china-granted-who-full-access-wuhan-52dae25c21db7c80c404251e481f88bc

  ◆2021年7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西方一些人称中方没有提供早期174例病人病历,其实这些病人数据已全部在武汉向中国—世卫专家组展示,专家组阅看了相关材料并就此开展了大量工作,将数据集中分析和研究,也共同得出最终报告上的结论。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病人的临床数据,包括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实验室的检验数据都涉及个人隐私,不得泄露。中方没有让专家进行拷贝和拍照,只是为了保护病人隐私。国际专家表示充分理解,认为此系国际惯例。

  恶意诽谤19:中方施压世界卫生组织修改报告结论,将“病毒通过实验室传人”由“不太可能”改为“极不可能”

  事实真相:中方从未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相关报告结论系经过周密的科学论证得出。

  ◆2021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联合专家组外方组长安巴雷克在记者会上表示,其团队从未被迫删除报告中的关键元素,所有科学家均对此表示支持。

https://news.cgtn.com/news/2021-03-31/Head-of-WHO-s-international-experts-hails-cooperation-with-China-Z4thEpnTY4/index.html

  ◆2021年7月,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实验室传播有两种路径,一是由人工合成产生。对此科学家们已明确得出不可能的结论。第二是自然产生的病毒遭泄漏。泄漏的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该病毒,对此武汉病毒所已经有明确结论,但为了进一步验证,世卫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详细了解,和相关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特别是了解其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掌握相关信息后,专家组从“支持实验室泄漏”与“不支持实验室泄漏”两个维度分析了相关证据,在世卫联合研究报告上有详细记录,最终得出“极不可能”的结论。

  恶意诽谤20:美国重启“溯源调查”后,中方阻挠国际调查,拒绝分享信息。

  事实真相: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中方始终支持并将继续参与科学溯源,反对将溯源问题工具化、将科学问题政治化。

  ◆中国始终秉持科学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新冠病毒溯源合作,先后两次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中方专家还主动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对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方案。中方不认同的是被高度政治化的溯源,不接受的是偏离了世卫大会决议要求的溯源,不参与的是无视第一阶段研究结论和建议的溯源。中国正积极落实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的建议,开展后续补充性研究。

  ◆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美方罔顾科学和事实,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铁证。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美方行为,迄今已有80多个国家以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发表声明或照会等方式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反对溯源政治化的联合声明。

  恶意诽谤21:中方通过各种手段极力掩盖信息,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删除早期新冠病例基因序列。

  事实真相:中方从未掩盖信息,相关指控毫无事实依据,是彻头彻尾的阴谋论。

  ◆有报道称中方研究者于2020年删除了已经上传至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管理的NCBI数据库的疫情早期部分病例基因序列,并据此推测中方对溯源有所隐瞒。中方进行了充分调查、了解。报道提到的序列删除问题,起源于武汉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国际刊物《SMALL》上的一篇论文,题目是《纳米孔靶向测序用于准确和全面检测SARS-CoV-2和其他呼吸道病毒》。2020年3月投稿的时候需要测序结果,所以研究人员将具体的新冠肺炎病毒的测序结果上传至NCBI数据库。

  6月9日,该刊物向研究人员发送拟出版的样稿。研究人员发现,文章中原有的描述病例样本病毒测序数据上传地址的内容在审稿过程中被删除了。所以研究人员认为,没有必要再把数据存放在NCBI数据库中,并于6月16日给NIH发邮件要求撤回数据。NIH按照工作流程自行删除。这名研究人员完全没有隐瞒、掩盖的必要性,更没有这样做的主观意图。近期,中方研究人员已将所有61个新冠肺炎样本的242条测序相关数据上传到中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建设的GSA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公开的,全球研究人员都可以查看查询。

  另据了解,上述论文中提到的样本最早采样时间是2020年1月30日,距疫情开始已过去一段时间,并不是早期样本。这些样本序列对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能够提供的信息和价值都是很有限的。但美国弗雷德·哈钦森(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杰西·布卢姆(Jesse Bloom)在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确认,也完全不了解此事来龙去脉的背景下,就杜撰了所谓的阴谋论,声称这是中国想掩盖真相。这种做法背离事实,也违反了科学伦理,遭到许多国家专家批评。

  恶意诽谤22:中方压制国内科学家自发溯源,审查涉溯源论文发表,禁止武汉病毒所人员自由接受采访。

  事实真相:中方从未压制国内科学家、审查涉溯源论文,而是积极组织科学家开展溯源工作。中国科学家积极发表病毒溯源论文,武汉病毒所人员多次接受媒体采访。

  ◆疫情发生后,在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联合研究之前,中国科学家就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领导下开展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溯源工作。

  ◆2020年6月,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截至2020年5月底,国内的科学家发表论文已经有206篇,国外的研究团队发表论文也有282篇,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国外团队联合发表溯源相关的论文有19篇。建成了全球共享的新冠病毒信息库,已经收集分享了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36442条,其中高质量的病毒序列达到18967条。

  ◆202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袁志明、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及研究员石正丽等多名人员先后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其中包括路透社、《科学》杂志以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等多家境外媒体深度采访。

  第二部分  美国抗疫失败、散播病毒并甩锅推责的事实真相

  美方一再指责中方发动信息战、虚假宣传干扰调查,企图转移国际社会对溯源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中方要求美国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病毒溯源调查,完全基于美国媒体自己的公开报道。根据这些报道,美国抗疫失败是不争的事实。抗疫期间,美国国内出现了政治凌驾科学之上、政府决策失误、国家层面统筹不力、防疫措施落实不到位、核酸检测工作不足、疫情信息公开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在国际上,美国也成为头号“病毒扩散国”“疫情源头嫌疑国”和“全球抗疫破坏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美方至今拒绝回应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基地等合理关切,试图掩盖真相,逃避责任。美国有责任和义务给全世界一个交代。仅列举一些事例如下。

  一、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是美国生物军事化活动的大本营。该基地中的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问题最为突出,且存在与新冠病毒关联的诸多疑点。德特里克堡基地继承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魔鬼遗产,国际社会对于该基地活动不合法、不透明、不安全的关切早已有之。

  ◆德特里克堡基地历史上是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中心,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是最主要的实体。该基地被称为美国政府最黑暗的实验中心。美1969年宣布放弃生物武器、1975年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后,仍在该基地继续研制和贮存生物战剂。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9/09/15/cia-fort-detrick-stephen-kinzer-228109

https://www.nytimes.com/1982/09/07/us/us-continues-defensive-germ-warfare-research.html

  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拥有美军方唯一的P4级实验室。该研究所储存有几乎所有已知的高致病性病原体,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杆菌、天花病毒、鼠疫杆菌以及非典(SARS)冠状病毒等。该研究所多名研究员从事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冠状病毒相关研究。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该研究所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合作,研制出一套用于合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克隆平台,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论文中称,在获得SARS病毒RNA后的两个月内,即成功合成了SARS病毒全基因序列。这说明上述机构早在2003年已具备极其成熟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合成及改造能力。

  https://globalbiodefense.com/2019/10/20/army-study-leads-to-approval -of-new-smallpox-vaccine/

  学术论文:《Methods for Producing Recombinant Coronavirus》、《Cynomolgus Macaque as an Animal Model fo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CoV Pathogenesis and Antiviral Efficacy of Licensed Drugs in Human Monocyte-Derived Antigen- Presenting Cells》、《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length Infection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007年,该研究所发表论文称,利用埃博拉病毒进行了恒河猴动物实验,实验用的病毒毒株是通过反向遗传学技术改造获得,专门去除了弗林酶切位点,以观察病毒的毒力变化,而弗林酶切位点被认为是导致新冠病毒毒性超强的原因之一。2018年,该研究所使用非洲绿猴,实施MERS病毒感染模型研究,了解发病机理并研发疫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该研究所与美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部下属另一家研究所“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WRAIR)”共同研发新冠肺炎疫苗。

  http://www.usamriid.army.mil

  学术论文:《Proteolytic Processing of the Ebola Virus Glycoprotein is not Critical for Ebola Virus Replication in Nonhuman Primates》、《African Green Monkey Model of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 Infection》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曾发生多起生物安全事故。

  2001年美国发生致5人死亡的炭疽袭击事件,嫌疑人来自该研究所。2009年美官员在该研究所检查时,发现有病原体未列入实验室数据库,遂暂停其实验室部分研究工作。

https://www.nytimes.com/2008/08/02/washington/02anthrax.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09/02/10/world/americas/10iht-10germs.20070589.html

  2014年5月,德特里克堡基地在美国内被起诉,原因是该基地的生物研究机构处理有毒物质存在漏洞,导致该地区三氯乙烯含量上升为标准水平的42倍。2015年2月,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106个家庭和个人就该基地产生有害物质导致人员伤亡提起集体诉讼,并提出7.5亿美元赔偿要求。然而,美政府及陆军一直否认该基地存在不当行为。

https://www.baltimoresun.com/maryland/bs-md-fort-detrick-lawsuit-20140509-story.html

https://post111.com/supreme-court-wont-hear-fort-detrick-death-lawsuit

  2019年6月,美国疾控中心检查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P4实验室时发现严重违规,2019年7月下令关闭其实验室,并叫停所有研究活动。根据美疾控中心报告,该实验室主要有7项违规:一是该研究所系统性地违反生物安全等程序,有员工打开实验室门后未关闭,并从房间移走大量有害废物,大大增加了病原体逸出和污染外界的风险;二是在对灵长类动物解剖时,有员工多次进入实验室而未佩戴必要的呼吸防护设备,暴露在含有危险气溶胶的生物环境中;三是缺少对员工培训的合格考试,导致无法评估员工是否理解和掌握了培训内容;四是有员工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未佩戴手套;五是未能防范未经授权人员接触实验室废物,被试剂污染的个人防护设备应存储在专门区域,但该区域未限制外来人员进入;六是员工未及时、准确盘点库存毒素;七是实验室建筑物和内部设施表面未密封,导管盒、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上方接缝处均有裂缝。2019年11月该实验室重启活动,但未公布整改情况。

https://wjla.com/news/local/cdc-shut-down-army-germ-lab-health-concerns

  ◆上述关停事件后,德特里克堡基地附近社区大规模暴发呼吸道疾病。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Greenspring社区有54人出现咳嗽、肺炎等症状,该社区距德特里克堡基地仅1小时车程。弗吉尼亚州卫生官员称,2019年夏当地呼吸系统疾病数量增加了近一半。

https://abcnews.go.com/US/respiratory-outbreak-investigated-retirement-community-54-residents-fall/story?id=6427586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dc-md-va/2019/08/02virginia-reports-higher-than-usual-number-respiratory-illnesses/

  ◆2019年7月,美国威斯康星州暴发神秘“电子烟肺炎”。患者症状包括呼吸急促、发烧、咳嗽、呕吐、腹泻、头痛、头晕和胸痛。从那时起,美国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肺伤疾病暴发。截至2019年12月17日,50个州共报道了2500余例相关住院病例。专家认为,这类疾病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新的临床综合征,需进行更多研究来确定其病因。

https://www.news-medical.net/news/20190821/Mysterious-lung-disease-linked-to-vaping-spreads-across-14-US-states.aspx

https://edition.cnn.com/2019/08/17/health/vaping-lung-disease-states/index.html

  学术论文:《Pulmonary Illness Related to E-Cigarette Use in Illinois and Wisconsin–Final Report》

  《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刊文表示,区分“电子烟肺炎”和后来被发现的新冠肺炎是有“难度”的,因为两者的一些症状很“相似”,会导致诊断上的困难。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res/article/PIIS2213-2600(20)30450-1/fulltext

https://www.medpagetoday.com/pulmonology/smoking/90294

  应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权威肺病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炎”病例的研究论文,并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炎”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图片、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还被这些专家认定为 “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8/462683.shtm

  ◆美国民众请愿公开德特里克堡相关信息。2020年3月,民众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请愿,要求美政府公开该基地信息,特别是2019年关停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实验室的原因,并澄清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美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该网站已被整体下线。

  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

  ◆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北卡罗来纳大学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28起涉及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包括SARS、MERS和新冠病毒在内的冠状病毒,且许多病毒经过了基因改造,共8名研究人员可能被感染。除了2020年4月1名研究人员因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小鼠咬伤隔离14天之外,其他所有面临病毒感染风险人员均正常工作生活,且有关事故报告还特意删除了基因编辑情况、事故处理过程等关键细节,并拒绝向公众解释潜在的风险。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here-are-six-accidents-unc-researchers-had-with-lab-created-coronaviruses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near-misses-at-unc-chapel-hills-high-security-lab-illustrate-risk-of-accidents-with-coronaviruses

  三、美国是全球生物实验室最多、最不透明的国家。

  ◆美国在包括非洲、中东、东南亚以及前苏联地区的2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200多个海外生物实验室,其中有些实验室所在地曾经暴发过大规模传染病。俄罗斯方面有官员表示,俄方认为美国控制的实验室在俄罗斯和中国边界附近开发生物武器。乌克兰、格鲁吉亚、伊朗等国均有官员对美国海外实验室的安全性和所从事的秘密活动表示担忧。

  ◆2021年9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韩国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将驻韩美军的生化实验室与德特里克堡告上法庭。韩国军方人士也揭发了驻韩美军的真实情况,他们表示德特里克堡曾15次向驻韩美军发送炭疽病菌,美军还在釜山港码头设立了一个生化实验室。消息人士称,韩国团体起诉美军与德特里克堡是因为恐惧,炭疽病菌曾经被当作生化武器使用,德特里克堡将这种危险品运到韩国境内的驻韩美军生化实验室,说明美方在酝酿一个大阴谋。

  四、素有“冠状病毒猎手”之称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掌握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的技术,且长期同美军方开展密切合作。

  ◆2020年9月,巴里克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https://www.huffingtonpost.it/entry/e-possibile-creare-un-virus-in-laboratorio-senza-lasciare-traccia-la-risposta-dellesperto_it_5f5f3993c5b62874bc1f7339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0/22/12995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7279327B2/en

  ◆巴里克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按照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的说法,这是因为他想复活和造出更多冠状病毒,以研制能对抗这些病毒的药物。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6/29/1027290/gain-of-function-risky-bat-virus-engineering-links-america-to-wuhan/

  ◆2020年5月,美国NBC新闻网的地方频道WRAL在报道中指出,巴里克对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在一些人看来是突破性的,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鲁莽和不计后果的。他们害怕巴里克的技术一旦不能妥善地应用,或他拥有的病毒一旦泄漏,将会造成可怕后果。

https://www.wral.com/coronavirus/controversial-virus-research-seen-both-as-groundbreaking-reckless/19098107/

  ◆美国是全球冠状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最大的资助者和实验方。病毒“功能增益”实验所需嵌合病毒的方法是巴里克的独家专利,该技术所需辅助软件和基因比对设备等也同样为美国独有,任何人使用都需要获得授权并留有痕迹。巴里克掌握着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根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道,在这项技术的加持下,巴里克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就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6/29/1027290/gain-of-function-risky-bat-virus-engineering-links-america-to-wuhan/

  ◆巴里克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即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和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The Integrated Research Facility,IRF-Frederick)均有密切联系。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2018年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显示,来自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利萨·托尔泽夫斯基(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巴里克曾经教导过的博士生利萨·亨斯利(Lisa Hensley)曾是USAMRIID的科学家,并与巴里克有过多次合作,后来还加入了IRF-Frederick,并担任这家美国政府科研机构的副主任。巴里克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但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USAMRIID、IRF-Frederick乃至巴里克自己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实验室,都存在不良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P4实验室。

  五、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最完备的医疗体系,却成为确诊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充分反映美应对疫情不力。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1月30日就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美国却直至3月13日才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虽然很多和美国同步暴发疫情的国家都已经有效控制疫情,而美国疫情仍呈波动上升态势;虽然远离中国、远离湖北和武汉,但美国疫情防控成效却大大落后于湖北周边省份。

  与中国应对疫情反应相比,从2020年1月3日中方向美方通报疫情信息,到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政府花了70天时间。即便以2月2日美方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为起算点,到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方也耗费了40天。

  ◆2020年10月7日,美国媒体援引一份政府内部备忘录报道称,与白宫相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升至34人,感染源头很可能是9月26日时任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的大法官提名仪式,该活动被定义为“超级传播事件”。视频和照片显示,这场活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佩戴口罩,几乎没有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10月8日,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社论,谴责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应“完全不合格”,“把一场危机变成了一场悲剧”。

  10月,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知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支持的独立工作组发布专题报告《提升大流行应对准备:新冠疫情的教训》,反思了美国应对疫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报告认为,白宫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中心和专业团队。尽管情报部门和公共卫生部门已经发出警告,美国也宣布疫情为国家安全威胁,但没有采取相应行动,动员全国力量十分缓慢,耽误了数周宝贵时间,也未能实施全国性的检测和接触追踪。联邦没有明确的指导原则,导致许多州过早地放松了管制措施,进而出现新的感染高峰。特朗普政府针对公众的公共卫生风险沟通存在错误。官员未能向公众提供清晰、可靠和基于科学的信息,未能保护公共卫生官员免受骚扰和人身攻击,未能及时发布公共卫生措施指南。美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职责不清。联邦对州和地方卫生系统的投入不足。美国国内与国际缺乏协调。缺乏多边机制来鼓励疫苗、药物和诊断等的全球联合研发和公平分配。现有的国家和全球流行病监测和评估系统存在局限性,公共卫生官员和研究人员无法及时获得数据。

  ◆2021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联合研究发布《“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报告,指出美国是“抗疫失败国”,反科学反常识,掩盖真相,将抗疫问题政治化、抗疫措施货币化,富者财产急剧膨胀,普通民众生活倒退,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党争之下的联邦体制相互掣肘、层层推诿,构成了“散装美国”抗疫格局。美国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疫情暴发后,依然有2000多万美国公民出国。同时,美国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对外出口新冠疫苗仅占美国疫苗产量的不到百分之一。除了拒绝国际疫苗合作,美国还大搞“溯源恐怖主义”和对他国的有罪推定,并以“退群再入群”的行为扰乱国际抗疫秩序。

  ◆美国国内两党之间关于抗疫问题的“指责游戏”从未停止。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两党一些政客就在如何看待和应对疫情的问题上争斗不止,将抗疫政治化,大搞“党争优先”,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党派主导的州之间抗疫措施力度不一,抗疫资源分配不均,就连戴不戴口罩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引发了一场“政治大战”。有美国媒体形象地指出,美国人对疫情的反应充斥着“红队对阵蓝队”的政治色彩。

  2021年6月,16名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禁止商业公司、医院、疗养院、高校、保险公司等强制或以其他方式要求其员工、客户或学生接种疫苗。

  2021年6月底,泰德·克鲁兹、苏珊·柯林斯等共和党籍资深联邦参议员联合发起动议,敦促美国疾控中心取消自2021年2月起实施的口罩强制令。该强制令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实施的新政之一,要求全美范围内所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员都必须戴口罩,违者可能面临刑事处罚。而克鲁兹等共和党人认为,已接种疫苗者无须遵守口罩令。

  六、美国政府淡化疫情,迟报瞒报,导致疫情大暴发。

  ◆美国著名调查记者伍德沃德在其新书《愤怒》中曝光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录音部分内容,证实特朗普在美疫情初期明知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仍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病毒威胁。2020年2月7日,特朗普对伍德沃德表示,他认为疫情非常棘手。2月10日,特朗普在白宫公开活动中声称美状况很好,很多人认为病毒到了4月就会因为天气转暖而消失。3月19日,特朗普对伍德沃德表示,他有意淡化疫情的严重性,因为不想制造恐慌。3月25日,特朗普又在白宫记者会上声称,没有人能预料到疫情发展态势。在7月的采访中,特朗普撇清自己对疫情的责任,声称疫情不是他的错。伍德沃德称,特朗普本可在2月初发表国情咨文时强调新冠病毒的威胁,但却没有抓住机会。如果特朗普能在第一时间告知美民众真相,在抗疫方面能做得更好一些,就不会有如此多无辜的生命遭到病魔荼毒。

  ◆美国疾控中心官网2020年3月初停止更新并删除了新冠病毒检测人数及死亡人数的相关数据。

  ◆2020年8月,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英国《卫报》撰文指出,中国医生迅速向政府发出预警,政府随即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然而西方国家没有听取这些警告。试图把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归咎于中国,就是要改写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掩饰西方国家自身的失败。

  ◆2020年5月,佛罗里达州公共卫生部门主持专项新冠肺炎疫情统计的琼斯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她不断接到政府指令,要求修改新冠肺炎确诊数字,删除可疑病例早于确诊病例的数据,为全州重启经济营造虚假舆论环境。她执意坚持在系统内录入真实数字,遭到佛州政府的解雇,理由是她“行为乖张,不服从命令”。

  七、美国压制专业人士在疫情问题上发声,对科学家搞党同伐异的噤声运动,造成严重后果。

  ◆2020年3月10日,《纽约时报》刊发重磅报道:《“它已经无处不在”:美国如何错失了遏制新冠病毒的良机》。文中记述了一名美国“吹哨人”海伦·朱博士在美国疫情暴发之初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以及在此期间不断受到的阻碍和压制。

  海伦·朱博士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传染病学专家。1月下旬,美国第一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出现在她所在地区。由于海伦·朱博士的实验室并非临床实验室,所以开展冠状病毒测试需要得到当局批准。但几乎她接触的所有官员都拒绝了她的提议,州监管机构甚至要求他们完全停止测试。

  海伦·朱博士说,“感觉在坐以待毙,等待大流行的到来。我们之前能帮上忙,但什么都做不了”。2月25日,海伦·朱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冠状病毒测试。结果证实了他们的担心。他们很快在美国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地区的一名青少年(既没有旅行史、也没有接触过已知病例)那里查出了阳性检测结果。海伦·朱博士判定,美国的情况已经不妙了。这名青少年病例极有可能预示着:“病毒已经无处不在了。”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舰长布雷特·克罗泽因舰上发生疫情呼吁采取果断行动,让舰员下船隔离,避免不在战时的水兵赴死,被五角大楼以“判断失误”为由解除指挥职务。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发表声明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克罗泽舰长担心船员的健康和安全是有道理的,他只是没有妥善处理巨大的压力。解除他的指挥权是一种过度反应。”

  ◆在美国,先后服务过6任总统、曾获得代表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著名传染病专家福奇,因反驳共和党人的荒谬言论,频遭白宫“口诛笔伐”。福奇透露其家人甚至收到反对者的死亡威胁,不得不寻求安全部门的帮助。超过3000名美国卫生专家签署联名公开信,批评白宫刻意败坏福奇的声誉,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白宫刻意“抹黑”福奇,将他“边缘化”,转移公众的视线,这种做法“十分危险”。

https://www.npr.org/sections/coronavirus-live-updates/2020/08/05/899415906/fauci-reveals-he-has-received-death-threats-and-his-daughters-have-been-harassed

  ◆曾在武汉病毒所工作的澳大利亚学者丹妮尔·安德森因反驳武汉实验室泄漏论,遭到美国国内极端分子尖酸刻薄的攻击和谩骂,不得不向警方报案。

https://www.smh.com.au/national/eat-a-bat-and-die-vile-threats-against-wuhan-lab-conspiracy-buster-20210701-p5861i.html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局前局长里克·布莱特的专业建议遭遇卫生部高官“不友好的对待”,他本人因未按政府指令扩大药物使用范围遭报复性解职。

  ◆美国医学专家彼得·霍特兹发文称,一群极端保守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具有极右倾向的公职人员正对美国著名生物科学家发起有组织、似乎经过精心协调的攻击。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the-antiscience-movement-is-escalating-going-global-and-killing-thousands/#

  ◆《柳叶刀》新冠肺炎疫情委员会疫情溯源特别工作组中的美国专家受到“威胁”,被施压要求放弃有充足科学证据的自然起源论,转而支持“实验室泄漏论”。

  八、美国政府“政治私利至上”,不断甩锅推责,散布虚假信息,污蔑他国。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用虚假消息攻击中国。美国Politico网站曝光共和党参议员全国委员会给党内各阵营发送一份长达57页的备忘录,鼓动共和党候选人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疫情危机。该备忘录给出三大攻击路线:一是批评中国掩盖疫情;二是指责民主党对手对华立场软弱;三是强调自己会向中国追责。该备忘录还表示要把中国作为2020年美大选的中心议题。这表明,栽赃、攻击中国已经成为共和党竞选的“全政府策略”。

  ◆据美国媒体披露,2020年3月20日,美国白宫国安会要求各联邦机构统一口径,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宣称中国策划掩盖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同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记者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正在散布虚假信息,诋毁美国为防控疫情所做的工作。美方一方面要求联邦机构统一口径来对外攻击抹黑中国,另一方面又指责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散布虚假信息。到底是谁在散布虚假信息,一目了然。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博士在接受《中美印象》采访时表示:“相比中国,美国抗疫工作糟糕透了。特朗普难辞其咎,现在将他自己的错误归咎于中国和其他相关方,然而新冠病毒可不是民主党的一员,也不隶属中国政府。”

  ◆疫情发生以来,美西方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疫情阴谋论,美国有些官员、议员、媒体、机构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炮制和散布了大量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无视基本事实,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抹黑和攻击。

  ◆2020年4月,美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发文揭露美国保守派记者与政府配合散布虚假信息全过程:《华盛顿邮报》记者罗金曾屡屡炮制假新闻,他在4月14日以似是而非口吻对美国驻华使馆电报断章取义,把反华分子虚构为“科学家”,撰写出漏洞百出的“爆料”文章。15日晚,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发表阴谋论,称中国政府要为疫情所有损失负责。17日,时任美国务卿蓬佩奥将该阴谋论“带到全球舞台”,要求中国允许专家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调查。

https://thegrayzone.com/2020/04/20/trump-media-chinese-lab-coronavirus-conspiracy/amp/?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2020年6月,澳大利亚研究院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借疫情操纵网络水军,散布新冠病毒为中国政府人为制造生化武器的阴谋论。

  ◆美国记者迈克尔·戈登引用美方一份所谓未公开的情报,声称基于“3名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患病”的信息,对所谓“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虚假信息进行炒作。正是这个记者,在19年前以捕风捉影的造假手段炮制了伊拉克“试图获得核武器”的假消息,直接助推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如今,同样是这个人以相似的谎称匿名消息的手段,再次炒作“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这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

  九、美国放任游客向他国输出病毒导致当地疫情暴发。

  ◆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发布的数据,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美国公民累计经空港、陆地出国2319.5万人次。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系美国疫情高峰期,日均新增确诊病例18.6万例,同期美国公民日均出国8.7万人次,达到阶段峰值。

  ◆2020年2月至2021年1月初,新西兰自美输入病例182例,位居新西兰输入病例第二位。

  ◆2020年3月20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在澳大利亚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中,约80%是输入性病例,其中大多数病例来自美国。

  ◆2020年5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结果显示,该国约70%确诊病例感染的病毒毒株来自美国。

  ◆加拿大魁北克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和麦吉尔基因组中心研究结果显示,魁北克疫情感染源主要来自欧洲和美洲,而非亚洲。

  ◆2020年4月,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调查报告显示,自3月以来的第二波大规模传染可能是欧美输入病例导致。

  十、美国大肆驱赶非法移民,向拉美国家输出病毒。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边境巡逻部门消息,2020年3月至9月,美国共遣返16万非法移民。

  ◆美国华盛顿拉丁美洲研究所等60多家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全球疫情暴发期间驱逐非法移民,将全球置于风险之中。在美国遣返的哥伦比亚移民中有三分之一感染新冠病毒。

  ◆危地马拉卫生部长2020年4月表示,50%—75%的自美遣返人员被确诊,占该国确诊人员总数的19%,其中仅4月13日一架载有76名自美遣返人员的航班中,就有71人核酸检测阳性。

  ◆2020年6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说美国正在出口新冠病毒?》的社论指出,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在美国遣返的移民中,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不在少数,对他国公共卫生造成威胁。

  十一、驻外美军随心所欲,加剧日本、韩国感染几率。

  ◆2020年7月初,日本冲绳县知事召开新闻发布会说,驻日美军基地数十名士兵确诊,但美军拒绝采取隔离措施,大批士兵依旧离开基地在外狂欢。

  ◆2021年2月13日,在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工作的一名士兵违反韩国防疫政策,在家中举行聚会,有19名外国人和2名韩国人参加,随后聚会人员中出现确诊者。到2月22日,参与聚会者中已有9人确诊感染。

  ◆2021年5月31日,大量驻韩美军人员休假外出,在釜山海云台海滩聚集且拒不佩戴口罩,引发当地民众不满。

  十二、美国“携毒”军演,可能导致英国、泰国“中招”。

  ◆2021年7月12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与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和“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在亚丁湾进行联合演习。演习后两天,“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被曝出现疫情,大约有100例新冠感染病例。消息得到英国皇家海军发言人证实。

https://www.maritime-executive.com/article/positive-covid-tests-on-british-flagship-hms-queen-elizabeth

  ◆路透社2020年8月2日报道,泰国国防部表示,赴美参加联合军演后,9名从美国夏威夷返回的泰国士兵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泰国紧急暂停了泰军与美军的联合演练计划。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us-thailand-idUKKBN24Y0E0

  十三、美方奉行单边主义,拒绝国际合作。

  ◆在叫嚣调查其他国家实验室的同时,美国恰恰是唯一反对建立多边生物核查机制的国家。早在2001年,国际社会本已就《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核查议定书基本达成一致,正是美国以“生物领域不可核查”为由,突然单方面退出,导致国际社会的努力付诸东流。20年来,美国一直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独家反对重启BWC核查议定书谈判。即便没有溯源问题,美国也应该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于2020年5月19日协商一致通过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决议,要求查找新冠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包括中间宿主的可能作用,以减少今后发生类似事件的风险。中国同144个国家一道,是这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而美国等少数国家没有参加决议的共提。

  ◆202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没有收到美国政府提供的任何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数据或具体证据。

  十四、美方持续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针对中国进行政治操弄。

  ◆2020年初开始,在国际抗疫关键阶段,美国先是缩减世界卫生组织经费,随后威胁并最终正式通知联合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是美国奉行单边主义、退群毁约的又一例证。美国这一做法破坏国际抗疫努力,未能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也没有展现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美国媒体批评此举破坏国际公共卫生合作,损人不利己。

  ◆2021年7月,英国分析人士汤姆·福迪在“今日俄罗斯”网站撰文称,美国长久以来都在借助政治操弄的方式施压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早在一年前,美国政府就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全球的时候,想方设法针对中国进行各种政治操弄。

https://www.rt.com/op-ed/530050-china-us-who-function/

  ◆2021年1月,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组成员,赴武汉进行联合溯源研究,由于公开回击美媒“中国阻碍世卫在武汉的溯源研究”抹黑论调,他遭到美国政客威胁,不得不退出新冠病毒溯源研究项目。

  ◆2021年7月28日,在联大听取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评估独立专家组通报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独家就溯源问题攻击中方,偏离会议主题,大肆污蔑中国,这是美国干扰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又一例证。

  ◆中方主张在联合国生物安全框架下推进对美国生物实验室核查,并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关于德特里克堡的疑点》《关于北卡罗来纳大学巴里克团队开展冠状病毒研究情况》两份非文件以及环球网转达中国民众呼声、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公开信,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先对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北卡罗来纳大学等进行正式溯源调查,但迄未收到明确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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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 痕 迹

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发现签名!

@all【通知】党支部定于9月18日(周六,明天)下午2时30分集体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9号),参观总时长约2小时。请参观人员自行前往,于2时20分到达党史展览馆门口集合,扫描个人身份证入馆。车辆可停放至党史展览馆南侧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停车场(停车场导航链接附后,从停车场由南往北步行约240米可到党史展览馆,约3分钟,途径1个十字路口)。请大家在参观期间遵守纪律,注重个人形象,佩戴党员徽章,听从馆内工作人员安排,做好个人防护,全程佩戴好口罩。

前日去参观位于奥林匹克中心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博物馆,在抗击疫情章节,发现了咱们签字留念的防护服。
见字如晤,祝各位老师平安喜乐。

@155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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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

物资旧事

北医三院医疗队综合协调组 医务处 庄昱

医学隔离即将解除,大家终于有机会不紧不慢的收拾一次自己的行李了,我也有机会收拾收拾我的有关物资记忆了。

锻炼队伍的物资卸车

抵达武汉的时候,正是武汉各方面物资最为匮乏、物资分配效率不高的时候。一百多人的医用防护以及吃、穿都是个不小的数目。那时,防护和生活物资,就是坚持下去的信心保障。第一场硬仗是随队物资的卸车。为了护队员周全,医院加班加点,为每个人准备了一部28寸(长77cm、宽50cm、厚31cm)生活物资行李箱;又掏空家底,为每位队员凑齐一个硕大的、装满防护物资的纸箱。当队员们满怀期待的,目视着一部载着122件托运行李,113箱生活物资,113箱防护物资和17箱设备,13米长的牵挂车缓缓停靠的时候,心里出现了一丝微妙的波澜:手上有货,心中不慌;但是,货在车上,怎么卸呢?没有专业工人,我们自己上。队伍里的男护士成为顶梁柱,几个爬到车上,从上往下顺箱子;几个在大车下,接着上面队员顺下来的箱子,稳稳落到地上;还有几个,抱着没有滑轮的纸箱子,从车边到一旁的发放点。女队友们则各显神通,相互帮助,将货运回房间。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再来大批货物的时候,这个团队组织有序,丝毫不慌。那是同驻地北京医院战友收到一批生活物资,转赠给我们300箱。我们在队员群里发了一条微信通知,说有货要搬。不到5分钟,来了28名队员,堪比急会诊的速度!

队员们和4名酒店员工以及1名看我们太辛苦的路人,组成一条长龙,花了20分钟卸下来300箱,每箱10斤重的生活物资。任务完成,意犹未尽,一顺手的功夫,又帮忙把北京医院战友的货也卸了下来。

后来,我到物流园和工人们套近乎时候才知道,我们的人链传送效率已经不输电动传送带加专业工人的效率了。这样一支不计个人得失,运转高效的队伍,什么样的困难克服不了呢? 

惺惺相惜的“信息-物流”链

物资是队伍快速扎根和坚持下去的底气。乔院长、沈院长,以及大后方的老师们,各显神通,卯足劲地给队伍筹措防护、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从口罩到B超机,从电热毯到电暖器,从方便面到小火锅,充足、贴心的物资保障令队员们啧啧称赞叹。队员们说生活甚至有些“心想事成”了。

在这背后,有一条三人“信息-物流”链。李翔老师联络上家,派单给我;我开车出发,取货装货,卸回驻地;被誉为万能库管员的李佩涛老师,组织物资专员或不在临床岗的整组队员入库和分发。这条“信息-物流”链环环相扣,也惺惺相惜。领导们筹措来的物资越多,李翔的电话和微信越多;李翔的通讯爆炸,预示着我要连着跑运输;车一停稳,佩涛老师开始分货入库,每日清点,日报库存。

管理组的效率越来越高,信心越来越强:上午抵达武汉的物资,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做到下午就分配到队员手里。 

挺身而出的武汉志愿者

疫情来袭,驻地的中央空调加热系统只得关闭,武汉格外冷。为了让大家不受冻生病,院长全力协调,为大家筹措最紧俏的电热毯和电暖器。其中一批约莫是铸铁材质的电暖器特别沉,估摸着得50公斤往上走;暖气高1米2,宽半米,厚度差不多十公分。牛皮纸箱光滑,找不到着力点。若是在平地,双人协作搬运,大抵还好。难就难在这批暖气是放在私家车后座上运过来的。取出来真是太难了。连推带拉,卸了不到三台,就已经在寒冬的天里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驾车来的白衣护盾联动队的志愿者李飒飒大哥,看我们实在难捱,主动下来帮我们卸。这位大哥力大惊人,分分钟把暖气从车里卸出;我们迅速跟上,把暖气挪到一旁码好。配合着干完20台,累得不行,坐下来喘一喘,感谢他援手。他说,“你们大老远抛家舍业的来武汉支援,这力不能让你们医疗队出”!

但,他又何尝不是抛家舍业,每日在外奔波协助我们运送物资,自己却只能蹲在道旁吃泡面的人啊!后来知道,他之前是北京军区的坦克兵!扛过履带的他,这些暖气片自然不在话下。

原以为,后会无期,各自珍重。谁又能料到,4月6日我们撤离,这位大哥从电视上听到消息,直接奔袭机场。在我们离开时必定会经过的3号门口,成功的打了我的阻击,送我离开。

大哥,后会有期! 

破釜沉舟的医院后勤人

武汉的医疗机构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外援的医疗队来后,本地医疗机构的后勤保障压力更大。2月的一个深夜,武汉市第五医院的陆靖等三位老师从仙桃出发,捎来后方老师帮助筹措到的千余只N95防护口罩和近四千只外科口罩。疫情以前,这位陆老师是管设备的,现在满脑袋是防护服、N95。白天,他们在仙桃市抢物资,抢完连夜回武汉。到我这里时,已是23:49。因担心夜路行车不安全,我几次提醒他一定休息足,哪怕明日再送货。陆老师称这是常事,他已26天没有休息超过四小时,纯靠年轻和肾上腺素。听闻我是物资这条线的,反而嘱咐我,“来了武汉,务必把身体保住!有身体才能战斗!”我问,为什么这么拼,一定要今天送到?他答,“医疗队来后,我们的人虽然依旧有危险,但是作息时间已经强多了。”他顿了顿,“我爸和我老婆都是临床大夫,在最前面。所以,索性我干到底了。”目送车尾灯消失在江畔长街,我推着满载口罩的推车上到驻地库房。在疫情面前,普通人就是破釜沉舟的英雄;在物资这条战线上的努力每多一分,医护的保障也就多了一分;更何况,我们用物资守护的这些医护,就是自己的家人! 

实践“抢货”的北医三院人

刚到武汉时,我大多按照约定接货,然而由于物资紧俏,途径繁多,分配也不十分严格,我竟也又机会实践了几次陆老师口中的“抢货”。一日,开车出去,计划上要去三个地点取货。规划路线,绕武汉二环正好一圈。红绿灯时,突然看见群中说其中一处防护服不多,先到先得。于是立刻拨出电话说,我十分钟到,货暂留一下!调转车头,先去这家。成功扛走最后的四箱防护服,窃喜地写好接受条,合了影。

一抬头,另一家医院的救护车正探头打算驶入,估计也是来取物资的。我迅速扣上后备箱,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道谢离开。 后来,在举国之力的饱和式救援下,武汉的物资供应日渐平稳,计划性大大提高。主动外出获取货物的“信息-物流链的中间一环”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武汉、在湖北,无数为物资保障而战的人,他们称不上英雄,却又是拼过命的人。疫情过后,他们都会回归平凡,过上日常生活。

他们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但你若问他,拼命值不值?答案一定是值!

因为他们拼的命,流的汗,守护了家,温暖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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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需要的时刻站在最需要的地方:我的援鄂抗疫

个人简介:庄昱,2018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毕业生,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医疗队“90后”党员,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学生干部、北京大学十佳党支部书记等荣誉称号。

2018年6月,我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系毕业,来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务处工作,在这里做医疗质量管理相关的工作。

以医务管理的身份出发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进展,北医三院先后于2020年1月26日、2月1日分别派遣两批医疗队,驰援武汉,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医疗队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作为主战场,全力开展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随着疫情发展,危重症患者数量不断增加,2月6日,北医三院接到国家卫健委指令,进一步组建超百人团队,与前两批汇合,合力救治。

下午,我争分夺秒,逐一通知医师收拾行囊,加入第三批医疗队,飞赴武汉。正忙乱间,领导通知我,你也去吧。顾不得多想,给家里简单列了行李清单,继续整理队伍信息和沟通具体事项。上飞机时,队员们惊讶的发现,我也在队伍里。他们说:“你也来了?我们还以为你只是通知一下。”

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外,但也有些运气的成分:医院派出后勤管理力量参加医疗队,是团队规模扩张,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正像一个医疗航母的运行,离不开行政部门的沟通协调;而医院选中我加入,来自对我的信任,也确实是我的荣幸了。

以物资员的身份开篇

抵达武汉的时候,正是武汉各方面物资最为匮乏、物资分配效率不高的时候。一百多人的医用防护以及吃、穿都是个不小的数目。那时,防护和生活物资,就是坚持下去的信心保障。由于救治压力极大,一百多人的医护都扑在临床一线,下班时往往已经耗尽能量。为了让他们充分休息,不需在物资供给上分心,我在武汉的工作,以物资员开篇。

而和我有着相似信念的人,也绝非少数。一个深夜,武汉市第五医院的老师从仙桃出发,捎来北医三院老师帮助筹措到的千余只N95防护口罩和近四千只外科口罩。因担心夜路行车不安全,我几次提醒他一定休息足,哪怕明日再送货。到我这里时,已是23:49。这位武汉老师称,这是常事,他已26天没有休息超过四小时,纯靠年轻和肾上腺素。听闻我是物资这条线的,反而嘱咐我,“来了武汉,务必把身体保住!有身体才能战斗!”我问,为什么这么拼,一定要今天送到?他答,“我爸和我老婆都是临床大夫,在最前面。所以,索性我干到底了。”

目送他的车尾灯消失在江畔长街,我把满载口罩的推车推到驻地库房。在疫情面前,普通人就是破釜沉舟的英雄;在物资这条战线上的努力每多一分,医护的保障也就多了一分;更何况,我们用物资守护的这些医护,就是我们在这里坚持下去的家人梳理医疗流程,守护医疗质量与安全医疗队的诊疗压力一直很大。

2月3日晚8:30,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新病区正式启用。病房刚刚开放的晚上,到处都嘈杂着病人家属的哭声、喊叫声和医护急匆匆的脚步声。很多患者都是病情很严重的老年人,由于等候病床很久,或者之前已辗转多家医院,情绪很差。医疗队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里,收治了21名危重患者,极大地安抚了患者及家属的情绪。患者病情进展迅速,生死拉锯焦灼,医护团队忙乱。我意识到,需要除外医疗流程可能存在的问题,因而,我主动申请进入病房了解情况。“下现场”是获知实际情况,总结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改进方案的法宝。然而,即使是全副武装,进入病房仍是有风险的;减少管理及后勤人员的暴露,成为降低团队感染风险的管理共识。庆幸的是,我终于获得准许进入病房。在病房里,我进行了医护行为观察,细致地考察了工作环境,绘制了环境草图;同时,进入其他医疗队管理的病区,对比、参考,汲取经验。之后,医疗队领导带领整体医疗队,推动了优化临床医疗管理架构、设置责任医师和改善病房环境的努力。恰由于我曾实地了解情况,推动过程就变得轻松很多。通过对前两项内容的推动,医疗队构建了分级诊疗模式和责任医师模式,从横向和纵向实现了医疗服务队患者的高质量覆盖。分级诊疗模式的规范与沟通途径的梳理,提高了沟通效率;责任医师的设置,集中了医师的注意力,让医师有机会更细致地观察患者病情,诊疗方案更加细致和准确。而病房环境的规整,让工作环境更加舒心。三项内容推动完毕,病房里因重复沟通带来的慌乱和吵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细致的工作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氛围。

我很荣幸,可以和这个英雄的团队站在一起北医三院医疗队共参与组建管理三个病区。三个病房累计收治患者189人,病危及病重患者161人,重症及危重症比例为85.2%。1月29日进驻的C12西区,诊疗患者36人,其中病危4人,病重6人;2月3日进驻的C7东区,诊疗患者51人,病危14人,病重37人;2月8日进驻的B11西区,诊疗患者102人,病危21人,病重79人,重症及危重症比例为98.0%。我院独立整建制接管疗区共实现治愈出院患者80人,转出接受进一步治疗患者12人,治愈率78.4%。

我们的团队,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无愧地,成长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必胜的一线抗疫队伍。

这支队伍不辱使命,闯过了三个艰巨的关口。第一关是勇于逆行,坚守信念。在疫情初始阶段,医疗队面临的是未知带来的恐惧;在疫情走向好转的时刻,医疗队连续接入来自其他医疗机构的危重患者。医疗队沉得住气,静得下心,相互鼓励,抱定信念,坚守到最后,慎终如始,高效、高质安全地治愈患者。

第二关是对抗病毒,救治患者。由于传染病的特殊性和收治的病人病情重,所有队员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医疗队领导和队员们一起,积极应用适宜医疗技术,开展研究,寻找有效方案和积累经验,积极守护患者,陪伴患者共渡难关。

第三则是生活关。这是一只北医三院建院以来,规模最大,在外工作时间最长的医疗队。医疗队队员大部分来自北方,在武汉生活了超过两个月的时间。部分队员出现伤病等情况,在医疗队领导的坚强领导下,队员们相互帮助,度过难关。

尾声

当我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我们的团队在集中休养地,唱响了《我和我的祖国》。

我、我们,都哽咽了。我们共同度过近2000个小时的难忘时光,书写了我们北大医学人献身医学事业,守护生命健康,报效伟大祖国的初心和使命!这次疫情的实践与锻炼,让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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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virus has crushed India’s health system. Patients are on their own

Image without a captionThe fiancee of a person who died of the coronavirus breaks down during a cremation in Guwahati, India, on Tuesday. (Anupam Nath/AP)By Joanna Slater, Niha Masih and Shams IrfanApril 27, 2021 at 5:46 p.m. EDTNEW DELHI — When Rehmat Ahsan began to have trouble breathing last week, his family went from hospital to hospital in India’s capital looking for a bed in a covid-19 ward. Everywhere they tried was full.Support our journalism. Subscribe today.Then they started a new search — for the oxygen that might save his life.Ahsan’s older brother said he found an oxygen cylinder from a private vendor for $350, five times the normal price. It lasted eight hours. When he tried to refill the cylinder, he found hundreds of people waiting in line.By the time he found more oxygen several hours later, Ahsan was struggling for every breath. Later that afternoon, he died at home.“He was a strong man, a fighter who was defeated by an incompetent system,” said Mohammed Rizwan Alam, his elder brother. He believes his brother, a 49-year-old shopkeeper and father of two daughters, would still be alive had he received proper care.Image without a captionRehmat Ahsan, seen with his wife and two daughters, died of the coronavirus in New Delhi. (Family photo)In India’s devastating second wave of coronavirus infections,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on their own, fighting to save their loved ones in an overwhelmed system where ambulances, hospital beds, oxygen, medicine and even cremation grounds are in short supply.India’s health-care infrastructure is buckling as a record-breaking surge of infections exposes what experts say are decades of underinvestment combined with a lack of preparation by the government for a second wave. The country is reporting more than 300,000 cases and nearly 3,000 deaths a day, although official figures understate the scale of the calamity.Some are dying not because they have covid but because they cannot access proper care. Late Tuesday in Delhi, there were just nine intensive care beds for covid patients available in a city of more than 17 million, a government dashboard showed, with 11 such beds reserved for pregnant women and children. Each day brings reports of people dying just outside hospitals.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have pledged to assist India with medicines, supplies of oxygen and raw materials for vaccines as it battles the new wave of infections. But the need in India is immediate, and it’s unclear how quickly help from abroad will arrive.Image without a captionFamily members and ambulance workers carry the bodies of patients who died of the coronavirus at a cremation ground in New Delhi on Tuesday. (Prakash Singh/AFP/Getty Images)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said a “storm has shaken the country” and urged all Indians to get vaccinated.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to boost the supply of oxygen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and intensive care units.For many Indians, the additional capacity will come too late. Vinay Srivastava was a 65-year-old retired journalist in the city of Lucknow. His family, like thousands of others in India, faced a gauntlet of obstacles when he contracted covid. Over two days, he documented the deterioration of his condition on Twitter.With hospitals in India turning away patients and supplies running low, young tech-savvy volunteers are providing salvation for some. (Reuters)After Srivastava’s oxygen levels plunged on April 16, his son Harshit managed to find an empty cylinder and fill it. His father’s condition improved briefly, but by the next morning, his blood oxygen level had fallen to 70 percent, a level considered life-threatening.Inside a Delhi hospital, oxygen runs fatally short as cases mountWhen Harshit tried to get his father admitted to a covid ward, he was turned away from the same hospital twice. He was told that he would need both a positive result on a specific type of coronavirus test called an RT-PCR and a referral letter from a senior medical official. The former would take two days. The latter proved impossible to obtain, even after Harshit tried to visit the official in person.His father’s tweets told of the family’s desperation: “No hospitals, labs or doctors are picking up the phone,” he wrote on April 16. When a government official asked for more details the next day, Srivastava replied with a photo of his pulse oximeter reading. “My oxygen is 31 when [someone] will help me,” reads the last tweet from his account. Harshit said his father collapsed soon after.“Medical treatment could have saved him,” said Harshit, who blames the state government for his father’s death. “Nobody came to help.”Days after news of Srivastava’s death spread, the state government ended the requirement that coronavirus patients obtain referral letters from a senior medical official before being admitted to private hospitals. “It came to our notice that people were facing difficulty so that system was withdrawn,” said Navneet Sehgal, a senior official in the state government.In another part of the same city, Blessing Lyall, 32, first had to struggle to get her mother Claris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and then to get an oxygen cylinder as she became weaker and weaker. A doctor told Lyall to take her mother to the hospital, but every hospital she and her friends called was full — and her mother did not want to be separated from her only child. Lyall’s father died in December.Lyall found an oxygen cylinder for her mother, but it ran out on April 17. She sent scores of messages, reaching out to everyone she knew, frantically calling every number anyone suggested to find a refill. Nothing worked.It became difficult for her mother to speak.“Mom was so scared,” Lyall said. “She knew she did not have much time.”On the morning of April 20, Lyall woke to find that her mother had died. Two hours later, she learned that an oxygen cylinder had become available. For the following week, Lyall was entirely alone with her grief — she, too,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and could not leave the house.Image without a captionA man carries an oxygen cylinder for a patient at a coronavirus hospital in New Delhi on Tuesday. (Idrees Mohammed/EPA-EFE/Shutterstock)Sadaf Jafar, a political activist in Lucknow, was one of the people who tried to help Lyall find an oxygen cylinder. None of the official helplines are working, Jafar said, and the most-senior medical official in the area had switched off his phone. “The state is not available anywhere,” she said.Countless volunteer efforts have emerged to try to fill the vacuum, but they only serve to highlight the direness of the situation. Gurpreet Singh Rummy, the founder of a Sikh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 said Tuesday that he hadn’t slept for four days, ever since he and his team launched an effort to provide free oxygen to those who need it. The patients arrive all through the day and night in cars and three-wheeled auto rickshaws at a Sikh temple, or gurdwara, near Delhi.“These are very serious patients who don’t have time to even reach hospitals,” said Rummy. His group is prioritizing those with oxygen levels under 50 who may be “on their last breath.”Even when coronavirus patients die,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s continues. Vasundhara Bijalwan’s father, Pradeep, a 67-year-old doctor who dedicated his life to serving Delhi’s homeless, died at home of covid-19 las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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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 NYT: Will Covid-19 Patients in Rural Areas Get the Care They Need?

Opinion
In one study, people admitted to hospitals with fewer than 50 I.C.U. beds were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By Daniela J. Lamas
Dr. Lamas is a critical care doctor.

Aug. 4, 2020, 5:00 a.m.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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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ronavirus message is posted in California’s rural Imperial County which has been hard-hit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July 23, in El Centro, California. Imperial County currently suffers from the highest death rate and near-highest infection rate from COVID-19 in California.
A coronavirus message is posted in California’s rural Imperial County which has been hard-hit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July 23, in El Centro, California. Imperial County currently suffers from the highest death rate and near-highest infection rate from COVID-19 in California.Credit…Mario Tama/Getty Images
There she was. After more than three weeks on the ventilator, after battling weakness and delirium on the general medical floor and a stay at the long-term rehab hospital where she rebuilt the strength to walk again, my patient had made it home. The dark shadows beneath her eyes were fading. Her skin was tanned. The persistent shortness of breath had finally abated, and she had recently run four miles to commemorate four months since she was diagnosed with Covid-19.

Four months. I closed my eyes and found myself once again in those early days of the pandemic, clustered outside her room with a team of doctors and nurses. Nearly two weeks in, she still needed high levels of support from the ventilator and we were starting to talk about the impossible decisions we might face if her lungs never improved. But we waited, because this was a new virus and we did not know its course, and because we had the resources to do so. And now there she was, in clinic — months later, doing far better than I would have predicted.

I have been surprised by similar recoveries in the past weeks. People we thought could die, or at least end up significantly impaired, have made it home. But there is something troubling about this, too. It is clear to me that there was no one specific therapy that determined the outcomes of our sickest coronavirus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On the contrary. While even the best possible treatment couldn’t save everyone, those who survived did so because of meticulous critical care, which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and competency that is only available to a minority of hospitals in this country. And now, even as we race toward the hope of a magic bullet for this virus, we must openly acknowledge that disparity — and work to address i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risis, conversations about death from Covid-19 have revolved around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 men are more likely to die than women, as are people who are older or obese, or those with co-morbidities. But we now know that the hospital matters, too.

In a large study that was recentl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JAMA Internal Medicine, a team of researchers examined hospital mortality rates in more than 2,200 critically ill coronavirus patients in 65 hospital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ir findings? Patients admitted to hospitals with fewer than 50 I.C.U. beds — smaller hospitals — were more than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than patients admitted to larger hospitals.

Though they were not able to study factors like staffing and hospital strain, these likely contributed. In fact, a recent investigative piece in The Times examined mortality data for hospitals in New York City — and found that at the peak of the pandemic, patients at some community hospitals (with lower staffing and worse equipment) were three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as patients in medical centers in the wealthiest areas.

Knowing firsthand what it requires to keep critically ill Covid-19 patients alive, this does not surprise me. Though the public has largely focused on new treatments — with excitement and controversy swirling around remdesivir and dexamethasone and convalescent plasma — none of these are any use without the people and systems to deliver critical care, a laborious and resource-intensive process.

In the I.C.U., we must interpret and react to each indicator. Our nurses are frequently at the bedside, attuned to the most minute change. We make constant small tweaks to the ventilator and to our medications to support blood pressure. Though it looks passive in a way — a comatose patient in a bed — and is not at all glamorous, critical care is an immensely active process.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images of Covid-19 patients lying on their chests, and we know that prone positioning saves lives. But the simple act of turning a critically ill patient is physically strenuous and, if done hastily, treacherous. Breathing tubes and intravenous lines can become dislodged. The head must be repositioned every two hours.

At my hospital,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pandemic, we formed a dedicated “prone team” of respiratory and physical therapists who wer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This spared the bedside nurses and kept patients as safe as possible. Even so, breathing tubes became kinked, and on at least one occasion, we had to urgently replace a breathing tube — a risky procedure. This is why in some hospitals, prone positioning might not have been offered at all. Indeed, the JAMA study found rates of prone positioning to range from just under 5 percent at one hospital to nearly 80 percent at another. Patients would have suffered as a result.

Anyone who has cared for a coronavirus patient knows how quickly they can crash. Thick mucus blocks airways and endotracheal tubes. Oxygen levels plummet. Heart rhythms go haywire. As a doctor, I’ll admit that we are rarely the first to intervene in these moments of crisis. Instead, we rely on nurses and respiratory therapists. More times than I would like to count, I have watched with gratitude as their interventions — suctioning, repositioning a breathing tube, increasing the dose of medications to raise blood pressure — avert certain disaster. It is humbling to realize that had our nurses been spread too thin, these relatively small events would have turned catastrophic.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because we had the resources to do so, we were able to give our patients time for their lungs to recover. I think of one man, a father, so sick that he was dependent not just on the ventilator but also on a heart-lung bypass machine. These machines, and the staff who know how to manage them, are a truly limited resource. Large academic centers have five of them, maybe 10. Some community hospitals do not have any.

This man had been on the machine for weeks, encountering one complication after another. He bled, we stopped blood thinners, and then surgeons had to rush in overnight to replace a part of the machine when it clotted off. There seemed to be no way out. But then, even as we prepared to say enough, his lungs started to improve. I remember standing outside his room one overnight, amazed, as his stiff lungs began to work with the ventilator once again.

He has now left the hospital. On the night of his return home, his son sent me a note: “Finally family is back, and that is the best feeling of th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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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组一周年

五味杂陈,匆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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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海鲜市场疫情源自进口海产品?专家:不排除冷链传入可能,但缺乏足够证据支撑

2020-10-29 06:47 赵觉珵

【环球时报记者 赵觉珵】新冠病毒的溯源一直备受国内外科学界关注,一些研究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病毒发源地。近期,随着青岛首次从冷链食品外包装分离出活新冠病毒以及一篇北京新发地疫情可能源于冷链食品污染的论文,似乎为病毒溯源提出另一种可能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北京新发地、大连和青岛这几起疫情都是由海产品引起,那么使我们想到了最早在武汉发生的那些疫情也是在华南海鲜市场,是不是也是由于进口海产品引起,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示,使我们有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技术方向。”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17日发布的消息,在对青岛疫情溯源调查过程中,中国疾控中心从工人搬运的进口冷冻鳕鱼外包装上检测分离到新冠活病毒,这是国际上首次在冷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到新冠活病毒,并首次证实在冷链运输特殊条件下新冠病毒可以在物品外包装上存活较长时间,而这表明新冠病毒以冷链物品为载体具备远距离跨境输入的可能,并且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物品表面存活的病毒可能导致无有效防护的易感接触者发生感染。20日上午,青岛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青岛市副市长栾新介绍称,青岛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找到了完备的证据链,表明新冠病毒可由物传人、可以在冷冻条件下长期存活。

23日,清华大学、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期刊《国家科学评论》上在线发表题为“北京新冠肺炎疫情再现可能源于冷链食品污染”的研究论文。论文通过对2020年6月北京疫情相关病例、环境与食品等样品的核酸测序和病毒基因组序列分析,结合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分析,揭示了该疫情可能源于冷链食品污染,提出冷链运输可能是新冠病毒传播的新途径。

不仅是青岛和北京,在7月大连出现的疫情中,前几日出现的确诊病例中大部分是凯洋海鲜公司员工及家属,虽然没有在冷链水产相关物品上分离到活病毒,无法形成完备的传染链,但病毒通过冷链运输传播可能性依旧存在。

一些相关领域专家已经注意到,冷链运输下的物品,尤其是进口海产品可以传播新冠病毒,这或许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病毒溯源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华南海鲜市场有大量通过冷链运输的进口产品。武汉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杨占秋2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如果华南海鲜市场曾有进口海产品交易,那么新冠病毒通过冷链运输的产品传入是存在可能性的。

《环球时报》记者查阅公开报道发现,华南海鲜市场曾有多家卖进口生鲜的商铺,出售包括帝王蟹、北极贝等海产品以及来自巴西、德国的需要冷链运送的肉类产品。

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武桂珍也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过去我们在做病毒溯源时一直在寻找中间宿主,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一下,病毒到底是不是来自野生动物。”武桂珍表示,“疫情在北京反弹,也是在批发市场集中暴发,但不同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北京出现野生动物导致疫情的可能性很小。这就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是不是有可能源头就是一个感染者或被污染的食品,而海鲜市场的环境造就了快速传播的机会。”

但目前相关猜想依然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形成一条明确的感染链。杨占秋提到,如果将源头锁定在冷链运输的进口产品上,就需要回答产品怎么被病毒污染、源头在哪的核心问题。一种可能是,国外涉及冷链运输环节的相关人员已经感染新冠病毒,在工作时将病毒传播到海鲜等产品上。另一种可能是,进口的动物产品本身就感染了新冠病毒。“此前病毒溯源的重点在野生动物身上,如蝙蝠,但没有集中关注鱼类、猪、牛、羊等传播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杨占秋说,根据过去对冠状病毒的认知,这些动物感染的病毒不会传染人,但新冠病毒可能推翻这些结论。“不过,上述猜测目前均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一位不具名的病毒学专家28日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冷链传播目前看还是新冠病毒传播的次要途径,这种方式传染武汉如此大规模的人群可能性并不高。此外,如果病毒是从海外流入,为何来源地没有最先暴发疫情,也是需要解释的问题。有分析也提出,最早期在武汉出现的一些病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这些问题仍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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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重症八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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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7武汉保卫战勇士表彰

北医表彰抗疫先进个人与集体,代领集体奖,兼招呼大家一起。

在台上看见乔院,给照了相。

节目仿佛是租的,差到爆炸。

新体育馆观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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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 The New York Times: Nurses Who Battled Virus in New York Confront Friends Back Home Who Say It’s a Hoax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07/us/coronavirus-nurses.html

The New York TimesThe Coronavirus OutbreakLIVELatest UpdatesMaps and CasesReopenings and ClosingsUnderstanding Airborne CoronavirusNurses Who Battled Virus in New York Confront Friends Back Home Who Say It’s a HoaxAfter aiding coronavirus patients in New York City, nurses face relatives and friends who refuse to wear masks or don’t believe the virus is real.
Image“When someone tells me that they don’t believe the virus is real, it’s an insult,”  said Olumide Peter Kolade, a nurse from California who came to work in New York City. “I take it personally.” “When someone tells me that they don’t believe the virus is real, it’s an insult,” said Olumide Peter Kolade, a nurse from California who came to work in New York City. “I take it personally.” Credit…Brittainy New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Share on FacebookPost on TwitterMail
By Jenny GrossJuly 7, 2020Nurses who traveled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to work in New York City hospitals saw the horrors of the coronavirus up close. They rushed patients to overcrowded intensive care units, monitored oxygen levels and held the hands of the sickest ones as they slipped away.
But now that many of the nurses have returned home to states in the South and the West, they’re facing a new challenge: persuading friends and family to take the virus seriously.
“A few times I’ve lost my temper,” said Olumide Peter Kolade, a 31-year-old nurse from California who grew up in Texas and spent more than three months treating patients in New York. “When someone tells me that they don’t believe the virus is real, it’s an insult. I take it personally.”
On the way to his 12-hour shifts in Brooklyn, Mr. Kolade would scroll through Instagram and Snapchat and see photos taken the previous night of his friends partying in Texas. A few, adamant that the coronavirus was a hoax or that deaths in New York were overstated, texted him videos promoting the false internet conspiracy theory that links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to the ultrafast wireless technology known as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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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n’t know, if I wasn’t a nurse, I would’ve totally believed the videos,” he said. “They made it seem like it was true.”
For nurses, the widespread skepticism about something they have witnessed is jarring. The United States has hit daily case records three times in the first six days of July, as the politic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measures and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hinder the country’s ability to curb the coronavirus’s spread.
Tamara Williams, a nurse from Dallas who came to New York, said she had to remove 50 to 100 friends from her Facebook account because she could not stand seeing their posts with fals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ndemic.
Image“Unless you’ve seen it with your own eyes, it is very easy to believe it is not that bad,” said Tamara Williams, a nurse from Dallas.“Unless you’ve seen it with your own eyes, it is very easy to believe it is not that bad,” said Tamara Williams, a nurse from Dallas.Credit…Hilary Swift for The New York TimesSeveral times since returning from New York, Ms. Williams has run into acquaintances who have told her that they believe the coronavirus is no more than the flu — even though coronavirus cases in Texas have surged since mid-June. “It’s infuriating,” she said. Sometimes she pushes back,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 young patients she treated who had no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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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times, she tunes people out.
“There’s no other way,” Ms. Williams, 40, said. “I literally feel like I would lose my mind — it would eat me alive — if I sat there and got into a verbal, back-and-forth banter.”
For months in New York City, streets were deserted and ambulance sirens blared at all hours, a constant reminder of the coronavirus threat. But in cities that have not completely shut down, people can more easily ignore the risk.
“Unless you’ve seen it with your own eyes,” Ms. Williams said, “it is very easy to believe it is not that bad.” On Monday, more than 8,800 new cases were announced across Texas, marking the largest single-day total of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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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campaigns is limited, but studi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essaging to discourage the use of tobacco and alcohol show that young adults tend to discount the dangers, said Deena Kemp,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nd health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There’s a lack of direct experience,” Dr. Kemp said. “Telling me abou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to you in a situation that I can’t identify with is different than telling me something about a situation I can identify with. New York is states away, and unless you work in a hospital, that’s also removed from your experience.”
The patchwork of conflicting local and national guidelines on wearing masks has also led to skepticism about them, she added.
Virginia Bernal, a 45-year-old nurse who spent months working in New York, could tell from her conversations over the phone with relatives back in Phoenix that they were not taking the surge in cases there seriously. She said she had tried to discourage her mother from attending a graduation party for a friend’s daughter. But a few days later, when Ms. Bernal called, her mother did not answer her phone because she was at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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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An ad encouraging people to wear masks was displayed on a billboard in Lubbock, Texas.An ad encouraging people to wear masks was displayed on a billboard in Lubbock, Texas.Credit…Dylan Cole for The New York Times“I’ve done my part, so if you choose to go, that’s on you,” Ms. Bernal said she told her mother.
Heather Smith, a nurse from Topsail Island, off the coast of North Carolina, who worked at Elmhurst Hospital Center in Queens, struggled to hold back tears when describing how she felt when her brother said he did not believe the virus was real. When Ms. Smith started typing a rant on Facebook, she said, “I realized how angry I was.” She said she could not get out of her mind the images of patients who died alone: “No one understands how serious and how traumatizing it is.”
Courtney Sudduth, a nurse from Oklahoma City, said that when she arrived in New York people from back home wanted to know: Was it really as bad as the news media made it sound? Yes, she would tell them, describing the 18-wheel refrigerated truck that was parked outside Mount Sinai Beth Israel hospital in Manhattan and used to store bodies.
Even that was not enough. Her grandmother in Mississippi still does not wear a mask when she goes grocery shopping, she said. “Oh, I’ll be fine,” Ms. Sudduth recalled her grandmother as s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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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Ms. Sudduth’s brothers, who lives in Mississippi, believed conspiracy theories about the virus and continued to socialize at cookouts — until last month, she said, when he came down with the virus.
“That changed his mind,” Ms. Sudduth, 30, said.
Even as the number of coronavirus cases in Oklahoma has skyrocketed in recent weeks, people around town still stare at her when she wears a mask. “A lot of people still have the mentality that this is being blown out of proportion,” s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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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7 Beware Of China And Others Trying To Steal COVID-19 Research THE CORONAVIRUS CRISISU.S

黑俄罗斯时不忘黑中国
July 16, 202012:50 PM ET Greg Myre – 2016 – squareGREG MYREFacebookTwitter
A volunteer receives a shot in a clinical trial for a potential coronavirus vaccine.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say Russian hackers are attempting to break into U.S.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working on a vaccine.Ted S. Warren/AP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s well as its counterparts in Britain and Canada, all said Thursday that they’re seeing persistent attempts by Russian hackers to break into organizations working on a potential coronavirus vaccine.
The Western intelligence agencies say they believe the hackers are part of the Russian group informally known as Cozy Bear.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refer to it as APT29.
That group has been linked to Russian intelligence and was blamed for hacking Democratic Party emails in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PT29 has a long history of targeting governmental, diplomatic, think-tank, health care and energy organizations for intelligence gain so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take this threat seriously,” said Anne Neuberger, the NSA’s cybersecurity director.
U.S. Officials: Beware Of China And Others Trying To Steal COVID-19 Research THE CORONAVIRUS CRISISU.S. Officials: Beware Of China And Others Trying To Steal COVID-19 ResearchRussia denied the accusation.
“We can say one thing — Russia has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these attempts,” Dmitry Peskov, a spokesman for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was quoted as saying by the state-run Tass news agency.
The Western intelligence agencies did not name any of the organizations being targeted. In addition, there was no word on whether the hackers had obtained any information, or what they might do with any such information.
But for several months now, the U.S. and others have been warning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to safeguard all sensitiv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 potential vaccine.
“We are imploring all those research facilities and hospitals an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are doing really great research to do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protect it,” Bill Evanina,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 told NPR in May.
Article continues after sponsor message
Prior to Thursday’s announcement, U.S. officials had already been warning about China, which has has a long track record of stealing Western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have the full expectation that China will do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obtain any viable research that we are conducting here in the U.S.,” Evanina said back in May. “That will be in line with their capabilities and intent the last decade plus, and we are expecting them to continue to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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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8 UK pauses daily coronavirus death toll update over data concerns

·JULY 18, 2020, 7:19 PM

Reuters Staff

LONDON (Reuters) – Britain said on Saturday it was pausing its daily update of the death toll from the coronavirus after the government ordered a review into the calculation of the data over concerns the toll might have been exaggerated.FILE PHOTO: Nurses care for a patient in an Intensive Care ward treating victims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in Frimley Park Hospital in Surrey, Britain, May 22, 2020. Steve Parsons/Pool via REUTERS/File Photo

Academics have said the way that Public Health England (PHE), the government agency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 calculates the figures in England means they may be distorted compar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Currently the daily deaths measure counts all people who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and since died, with no cut-off between time of testing and date of death,” a message on the government’s website said.

“There have been claims that the lack of cut-off may distort the current daily deaths number. We are therefore paus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aily figure while this is resolved.”

Britain has been the European country worst hit by the virus, with an official death toll of more 45,000. But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re misleading because countries record coronavirus deaths differently.

Health Minister Matt Hancock on Friday ordered a review into the PHE’s reporting after the academics said patients who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but were successfully treated, would still be counted as dying from the virus “even if they had a heart attack or were run over by a bus three months later”.

Reporting by Michael Holden; Editing by Angus MacS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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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7连花清瘟治新冠,疗效究竟如何?

新冠疫情期间,连花清瘟被寄予厚望,被认为对新冠肺炎有效。图为剑桥大学中国留学生收到的健康包。

– 编者按 –

在我们周一的推送“神药”乎?|中美临床一致证明:氯喹不能治疗新冠反而提高了死亡率发布后,多有读者留言或私信要求讲讲国人更为熟悉的连花清瘟。在中国,连花清瘟一度被寄予厚望,但其治疗新冠肺炎有效的主要依据是一项体外实验和一个在国内开展的随机平行对照试验。

在我们转发的这篇来自“知识分子”公号的推文中,旅德科学家分析:莲花清瘟在体外对新冠病毒的作用远弱于瑞得西韦,后者的作用是它的150倍。而钟南山课题组在人体使用的莲花清瘟剂量低于体外预计的剂量,只有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莲花清瘟治疗新冠病毒有无确切作用,目前尚有疑问。当然,大家也知道,如果今天全世界任何地方有了特效药,大家也不用继续躲躲藏藏害怕传染了。

撰文 | 商   周责编 | 陈晓雪

“进行实验后,我有底气、有证据来说,连花清瘟真地有效。” 今年5月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应外交部和国家卫健委联合邀请为留学生答 “疫” 解惑时这样说。他还补充道:“刚刚做完一个实验,结果很快就要发表了,第一次在世界上用非常充足的证据证实连花清瘟有效,能帮助病人恢复。” [1]

钟南山并不是唯一宣布连花清瘟对新冠治疗有效的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在4月初为著名的《Nature Immunology》(《自然-免疫学》)杂志撰写的一篇题为“COVID-19:immunopat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rapy” 综述里,他也这样写道:“体外实验表明一种中药能够抑制 SARS-CoV-2 增殖而且阻断这种病毒感染所诱导的细胞因子产生(Li. et al,Pharmacol. Res. 2020),而且在临床上也显示对新冠有效(根据与钟南山的通信)。” [2]

曹雪涛这篇文章里说的中药就是连花清瘟。而他认为连花清瘟对新冠治疗有效,依据也是钟南山团队的研究工作。那么,为了验证连花清瘟是否对新冠有效,钟南山的团队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从发表的论文来看,主要是两项工作。第一项是体外实验,也就是曹雪涛综述里给出的那篇参考文献,这篇文章于今年3月在线发表在《Pharmacol. Res.》(《药理学研究》)杂志上 [3] 。而另一项研究是临床试验,检验连花清瘟对新冠肺炎的疗效,这就是上面钟南山和曹雪涛都提到的那项临床研究,这一研究的结果5月16日在《Phytomedicine》(《植物医学》)杂志上在线发表 [4] 。


相关两篇论文的截图
或许部分因为两位院士在业界的地位,或许是因为被写进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连花清瘟在新冠期间热销。在中国国内,一些医院用它来治疗新冠病人;在海外,不少害怕新冠的华人华侨把连花清瘟当成安全的保障,就连各地大使馆给海外人员发放的健康包里,也包括了两盒连花清瘟。

和在华人中间成为热宠不同,在其它国家连花清瘟却不受待见。瑞典海关限制连花清瘟入关,认为它只含薄荷醇,对新冠治疗无效 [5]。加拿大卫生部门也对连花清瘟胶囊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效果产生质疑,并警告出售和宣传未经官方批准的新冠药品是违法行为 [6]。就是在同样属于华人文化圈的新加坡,虽然连花清瘟成功注册成为了中成药可以合法卖,但卫生科学局还是提醒公众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保健品或中药材能够对新冠有治疗作用 [7]。

那么,连花清瘟到底对新冠肺炎是否有疗效呢? 
先把权威和官方的话先放一边,让我们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仔细分析一下钟南山团队发表的两项研究。

# 01 勉强及格的体外实验

第一项研究是3月份发表在《 Pharmacol. Res.》杂志上的体外实验,检验连花清瘟对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细胞的影响。
因为体外实验周期短,而且无需使用动物和人来做实验,所以通常是药物研发的第一步。比如要寻找或验证一个对抗新冠病毒的药物,一般来说首先要看看这个药物在实验室里能否抑制病毒对细胞的感染。钟南山团队的研究就是这样进行的。
这项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测试连花清瘟对细胞本身的毒性测试,看看在多高的浓度下这个药物对细胞会产生毒性。这是测试药物所必需的一步,因为我们不希望药物毒死细胞,就像服用药物不能让人死亡一样。

上图就是实验的结果。作者用两个细胞系(Vero E6 和 Huh-7)来做这个实验,除了测试连花清瘟外,还测试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ivir)。结果表明,对这两个细胞系,连花清瘟的50%细胞毒性浓度(CC50,也就是能把一半细胞杀死的浓度)大概是 1mg/ml,而瑞德西韦的50% 细胞毒性浓度则为0.1mM(大概相当于60µg/ml)左右。
在测定了对细胞的毒性之后,作者接下来就去测试这两种药物能否抑制新冠病毒对 Vero E6 细胞的感染,这也是文章的第二部分的内容。
这一部分的结果呈现在上图里,通过用不同浓度的药物去抑制病毒对细胞的感染,可以计算出一个药物对病毒的50%抑制浓度(IC50,也就是对病毒有50%抑制作用的浓度)。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连花清瘟对新冠病毒的50%抑制浓度带盖是0.4mg/ml左右,而瑞德西韦对新冠病毒的50%抑制浓度是0.65µM(大概相当于0.4µg/ml)。 
在这一部分,作者也给出了一些电子显微镜的图片,用来显示这两个药物对病毒的抑制作用(原文图3)。 
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作者试着检测连花清瘟是否可以抑制由新冠病毒诱导的Huh-7细胞的一些细胞因子和炎性因子基因的表达。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新冠病毒的感染能够刺激Huh-7细胞表达所检测的四个细胞因子或炎性因子的基因,而连花清瘟能够抑制病毒的这种刺激作用。 
文章介绍完了,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这篇论文的发现:连花清瘟可以抑制病毒在细胞里的增殖,还能抑制新冠病毒感染所诱导的细胞因子以及炎性因子的产生。 
曹雪涛院士写综述的时候就是用这句话来总结这项研究的。 
那么,为什么我认为这篇研究只是一项勉强及格的体外实验呢?原因在于两点。 

先说次要的一点:研究缺了一个对照。
在论文的第二、三部分,作者用实验表明,连花清瘟在0.6mg/ml,0.3mg/ml以及0.15mg/ml的浓度时对新冠病毒的感染有抑制作用(病毒增殖和细胞因子以及炎性因子的表达),其中浓度越高抑制效果越明显,以0.6mg/ml这个浓度效果最好。
但根据文章方法部分给出的信息,连花清瘟时先溶解在DMSO(一种有机溶剂)里,然后再用细胞培养液进行稀释的。根据推算,含有0.6mg/ml,0.3mg/ml以及0.15mg/ml的细胞培养液里的DMSO的浓度分别是0.25%,0.125%以及0.0625%。而通常而言,当细胞培养液里的DMSO的浓度超过了0.1%的时候,这种有机溶剂就可能会对细胞的功能有影响。所以,为了排除这种可能的影响,就有必要设定另一个对照组:不含连花清瘟但含有0.6mg/ml,0.3mg/ml以及0.15mg/ml DMSO的培养液。
这个对照是这项研究所没有的。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文章的第一部分已经证明了连花清瘟在0.6mg/ml的浓度下对细胞没有毒性,也就是说这个浓度里的DMSO不会杀死细胞,所以没有必要做对照。但没有毒性不意味着不会影响细胞的其它功能,包括抑制病毒增殖的功能,因此依然需要对照来排除这一点。

更重要的一点:这个实验表明连花清瘟并不是一个好的抗新冠病毒的候选药物。 
还是用数据说话,让我们把论文里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结果放在一起分析。 
在第一部分,作者检测出连花清瘟对细胞的50%细胞毒性浓度是1mg/ml左右;在第二部分,作者检测出连花清瘟对新冠病毒的50%抑制浓度是0.4mg/ml左右。这两个浓度的差距只有2.5倍,而一个好的候选药物,这两个浓度的差距越大越好。 
拿论文里用来做阳性对照的瑞德西韦来说,它对细胞的50%细胞毒性浓度是60µg/ml左右,而它对新冠病毒的50%抑制浓度是0.4µg/ml,两者的差异达到了150倍。 
为了帮助说明以上50%细胞毒性浓度和50%病毒抑制浓度这两者差异大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有两种药物,第一种吃一粒可以杀死身体里的病毒,吃2.5粒就会杀死身体自己的细胞;第二种吃一粒可以杀死身体里的病毒,吃150粒才会杀死身体自己的细胞;那么,你会选哪一种?
所以,这个体外实验表明,连花清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抵抗新冠病毒的候选药物。 
当然,体外实验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体内试验。 
钟南山院士团队的第二项研究,就是让新冠患者服用连花清瘟,检验是否有效。

# 02 缺乏说服力的临床结果

体外细胞实验不仅可以为体内临床试验提供候选药物,也为临床药物剂量的使用提供参考。通常来说,作为药物治疗病毒性疾病,使用的浓度或剂量应该高于体外实验里的50%抑制浓度,因为这样才能尽量有效地杀死病毒。

还是以瑞德西韦为例,在体外实验它对新冠病毒的50%抑制浓度是0.65µM。而在已经进行的新冠临床试验里 [8],首次静脉注射的剂量是200mg,其后每天注射100mg 。按一个成年人的身体有40 L的液态成分来做一个大致估算,200mg的剂量,大约相当于8µM。这是一个大概相当于13倍于体外实验50%抑制浓度的数字。
那么,连花清瘟用来做临床试验,应该服用多少才可能有效呢? 
如果按10倍以于体外50%抑制浓度的数字(0.4mg/ml)来估算,那么一个人每天需要服用160克连花清瘟。 
即使只按体外50%抑制浓度的数字(0.4mg/ml)来估算,那么一个成年人每天也需要服用16克连花清瘟。
每个连花清瘟胶囊的重量不到0.4克,从理论上来说,一个人每天需要服用40-400粒连花清瘟胶囊,才可能治疗新冠。 
那么在钟南山团队的临床研究里,病人所服用的剂量是多少呢? 
答案是每天3次,每次4粒。换算成体外的浓度大概是0.12mg/ml左右,根据体外实验的结果,这是一个在体外对病毒没有抑制效果的浓度。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惊讶,这样的剂量如何会有效?但论文的结论更让人意外,因为作者的结论是连花清瘟胶囊安全有效。 
当然,临床试验和体外实验毕竟有区别,我们不能简单地去用体外实验去推测临床的效果,还是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篇发表在《 Phytomedicine 》上的论文,用数据来说话。 
这篇论文在实验设计上简单易懂,就是把284名新冠病人随机分成数量相同的两组,两组病人都接受常规的治疗,其中一组另外还服用连花清瘟胶囊。然后看看这些病人的病情恢复有没有差别。 
论文的主要结果总结在三个表里。 
第一个表显示的是两组病人的基本情况,包括病人的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疾病的症状、以及接受的常规治疗的情况。这个表格,主要说明这两组是随机分组的,而且两组之间没有因为分组而产生显著的偏差。
稍微需要说明的是,这项研究排除了重症病人、也排除了有基础病的新冠病人。还有一点,绝大多数病人都接受了常规的抗病毒治疗和抗生素的治疗。 
接下来的第二个表是该研究的关键结果,也就是服用了连花清瘟和没有服用连花清瘟的两组病人在病情恢复方面的比较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到,服用了连花清瘟胶囊的病人在14天内的恢复率是91.5%,而没有服用连花清瘟的是82.4%,两者的差别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还有,服用连花清瘟的病人组,在发烧、咳嗽等症状,CT指标以及病毒核酸检测转阴等诸多指标上都要显著地好于没有服用连花清瘟的病人
论文的第三个图讲的是副作用,我这里就不贴表格了,只简单地概括一下结果:两组病人在副作用的表现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根据这些结果,作者总结认为连花清瘟对新冠肺炎治疗有效而且安全。 

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项研究并没有说服力。
第一,虽然两组病人在恢复上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但其中的差别并不大。比如,服用连花清瘟的病人在两周内的恢复率是91.5%,而没有服用连花清瘟的病人也有82.4%。
第二,这项研究的绝大多数病人都是轻症病,而且没有基础病。也就是说,这些病人在常规的支持性的治疗下,绝大多数都能恢复。一个药物是否对疾病治疗有效,更应该在重症病人身上检测。这些重症病人更加需要治疗,而且是否有疗效也容易判断出来,就像瑞德西韦在临床试验里那样。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项研究是一项开放式试验(Open-label trial),并不是双盲试验。也就是说,病人和医生都知道谁服用连花清瘟,而这种知情对评估一个药物的疗效很不利。一方面,病人知道自己服用了连花清瘟会产生一种安慰效应,从而间接影响病情的进展;另一方面,医生在知道病人是否服用了连花清瘟后,可能会在一些病情指标上影响自己的判断。这两个不足在治疗和评估轻症病人的时候表现得会更为明显。
所以,即使是两组病人之间在病情恢复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差异是由于安慰效应、医生判断偏差还是因为药物本身的疗效。 
这也就是我认为这项研究缺乏说服力的理由。 

当然,我并没有说连花清瘟肯定对新冠肺炎就无效,但现在离证明它有效还很远。

# 03 还需要做些什么

那么,如果要证明连花清瘟的确能治疗新冠肺炎,还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点:需要把连花清瘟里抗病毒的成分(如果有的话)鉴定出来。 
连花清瘟来自复合的中药配方,里面含有多种成分。我在上面提到,它对细胞50%的毒性浓度和对病毒50%的抑制浓度两者差距很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作为抗新冠病毒药物的可能。 
因为它有多种成分,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导致细胞毒性的是一种成分,而抑制病毒的是另外一种成分。在这样的情况下,鉴定并分离出其中抗病毒的成分将大大提高它作为候选药物的可能性。

第二点:需要在动物身上验证它的疗效和安全性。
 一个候选药物直接从体外实验跳到临床试验,并不是常规的行为,因为这会给患者带来诸多未知的风险。所以一般在体外试验被证明有效后,接下来的是进行动物实验,在动物体内检测药物的疗效。只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没有相应的动物模型而且事关紧急),才可能直接小心谨慎地开展临床试验。 
对于新冠,目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科院武汉病毒所都已经建立了新冠病毒的小鼠模型,完全可以用来评估连花清瘟的疗效。而且,动物实验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排除安慰剂的效应。

第三点:需要在重症患者身上进行双盲试验去验证它的疗效和安全性。
 理由在本文的上一部分讲过。即使说连花清瘟只对轻症病人有效果,那么也应该在轻症病人里做双盲的临床试验。只有经过这样的试验之后,才能说这个药物有效。 
第四点:需要去研究该药物抑制病毒的机理。
一个好的药物不仅药安全有效,而且最好还要让人知道它的疗效后面的机制。这样让人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才能让人真正放心地区使用。
只有做到以上四点,连花清瘟才能真正被世界所接受,而不是只在华人世界里成为一种 “灵药”。真正有效的药物,无论是来自中国的青蒿素还是来自西方的阿司匹林,都会被世界接受,给全人类带来健康。
但做到以上四点很不容易,不仅是因为意味着大量的工作,更因为只有极少药物能顺利过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连花清瘟离被认为对新冠肺炎治疗有效还差得很远,甚至可以说远得遥不可及。
遗憾的是,两位院士公开宣布连花清瘟对新冠肺炎有效,中国新冠肺炎的诊疗指南将其纳入。这样可以让一些相关的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甚至也让一些热爱传统医学者深感自豪,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也失去了最难得的科学精神。

参考链接

1. http://news.youth.cn/sh/202005/t20200506_12315439.htm

2. Xuetao Cao. 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volume 20, pages 269–270(2020)

3. Li. et al. Pharmacol Res. 2020 Jun;156:104761. doi: 10.1016/j.phrs.2020.104761. Epub 2020 Mar 20.

4. Hu et al. Phytomedicine. Available online 16 May 2020, 153242 In Press. https://doi.org/10.1016/j.phymed.2020.153242

5. https://www.jqknews.com/news/454676-Swedish_customs_restrict_the_entry_of_Lianhua_Qingwen_menthol_alone_does_not_work.html

6. https://www.cbc.ca/news/canada/british-columbia/beijing-govt-health-supplement-1.5558583

7. https://www.zaobao.com.sg/znews/singapore/story20200508-1051728

8.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1022-9/full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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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母亲节活动-医疗队

这场活动,生生筹备了三天的时间。真是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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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新闻发布会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情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0年5月8日新闻发布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情况

 [米锋:]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欢迎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1月26日至4月4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先后三批派出137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开展重症患者救治的工作。 今天我们请来了他们中的代表:医疗队队长、副院长沈宁女士,医疗队副队长、危重医学科副主任葛庆岗先生,急诊科护士长崔曼女士,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吴超先生,请他们共同回答媒体提问。2020-05-08 15:02:15[2020-05-08 19:58:46.0]         

 [米锋:]首先,通报一下疫情情况。 5月7日0时—24时,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例,为吉林本土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6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45人,重症病例减少5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19例,其中重症病例5例;现有疑似病例6例。累计确诊病例168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461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5月7日24时,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60例,其中重症病例18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7993例,累计死亡病例4633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2886例,现有疑似病例6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36010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167人。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当日无转为确诊病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42例,其中来自境外输入10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854例,其中境外输入7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529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044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5例,台湾地区440例。 5月7日,全国现有确诊病例降至260例,为1月20日以来最低;自2月28日以来,首次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报告。目前,全国许多省份中小学已有序复学复课,部分高校学生开始返校,对防控工作提出新的挑战。要加快提高核酸和抗体检测能力,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以上是疫情情况。 另外通报一个情况。近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启动国际合作倡议,以加速新冠肺炎相关疫苗、诊断和治疗工具的研发、生产和公平分配。中方坚定支持并决定参加这一倡议,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为维护全球卫生安全和抗击疫情作出努力。 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请记者朋友围绕今天的发布主题提问。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2020-05-08 15:03:36[2020-05-08 19:59:14.0]         

[《澳门月刊》记者:]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在武汉前线的治疗过程中,尤其在重症病患的治疗过程中有哪些自身的特点和方法?结合本次疫情的发展特点,在以后医疗人员的培训方面有哪些新的启示?谢谢。2020-05-08 15:03:52[2020-05-08 19:59:28.0]  

[沈宁:]感谢您的提问。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医疗队的特点。刚才也提到,我们医疗队有137名队员,其中我们这个医疗队是一个年轻的、也是一个专业的队伍。我们的医疗队里90后有75名,占到54.7%。其中,我们从1月29日真正进入病房开始接管病人到4月4日关闭病房,一共收治了189名患者,从2月8日独立接管病房开始,一共收治了102名患者,其中危重症的病人有21名,重症79名。在这个疾病救治的初期,我们对这种突发呼吸道传染病知之甚少,即使我们有了当年非典救治以及多年呼吸道传染病或者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救治经验,其实在重症病房还是面临了很多困难。所以,我们主要采取了三个有力的手段去救治这些重症病人。

首先是积极开展了各项诊疗技术,我们创造条件去积极开展机械通气、气管镜,包括对一些重症病人的监护,及时开辟了床旁超声检查重症病人。

二是发展多学科合作,我们建立了一个四维会诊平台,包括医疗队内部的多学科合作机制。另外,我们和三院本部的远程会诊。第三维是北大医学的会诊中心,因为我们有北医三家医院共同在中法新城院区合作,三个兄弟医院平时也是合力,在同济医院也是拧成一股绳去做合力会诊。第四维是与同济医院的大会诊,有很多的国家平台在里面。基于这个四维会诊机制,能够给重症病人提供最好的救治。刚开病房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同时有三个血液病的原发基础疾病病人在病房救治,他们合并新冠肺炎,我们医疗队也有血液科医生,也和本部、北大医学会诊中心一起合力去救治这样的病人。

三是我们充分发挥了护理团队的中坚力量。大家都知道,护理在医疗队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医三院“三米阳光”的护理理念带到了武汉同济中法新城的重症病房里,对重症病人建立了“一对一管理小组”,使重症病人的治疗和护理能够保证延续性。

对于这一新发的传染病疾病,我们需要去积极探索,所以在救治过程中,我们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要不断学习。每天晚上7点,医疗队的医生和护理组长都雷打不动进行文献学习、病例讨论。这个例会制度一直坚持到我们回到北京隔离期满的最后一天。这样的学习让我们也感受到年轻队员的力量,因为在我们的年轻队员中,80后、90后有非常活跃的思想,他们的学习能力也非常强,对这个新发传染病,他们可以更快地获取知识,结合我们的病人,提出一些诊疗新观点,当然我们也会和专家一起去商量,随时给病人提供最优化的方案。 对于年轻人才的培养,除了积极发现他们的优点之外,我们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对他们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因为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我们也关注到在隔离病房的工作,无论是环境还是流程,和我们在三院本部是有很大差别的。年轻人能够提出问题,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同时还开辟了临床研究和护理的创新大赛,申请了一些专利,用于危重病人的抢救。

这次疫情也是对我们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后续培养的一次很严峻的检验。除了应该重视对职业精神的培养,我们也非常深刻地认识到,北大医学、北医三院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这“三基”的要求非常有必要。面对这样陌生的疾病,我们临时组建多学科团队,在这种状态下,凸显了“三基”理论培训的重要性,使我们这样一个年轻专业的团队经受住了考验。谢谢。2020-05-08 15:18:52[2020-05-08 19:59:53.0]         

 [经济日报社记者:]我的问题想请教葛主任,您当初报名援鄂医疗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当您被确认为首批援鄂医疗队的队长之后,您是怎么样挑选自己的队员的?谢谢。2020-05-08 15:19:13[2020-05-08 20:00:07.0]          

[葛庆岗:]谢谢您的提问。1月25日,大年初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紧急通知,需要组建医疗队支援武汉,医院领导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挑选队员,组建医疗队。当时,我正在医院值班,只是出于一个普通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给领导打电话,主动请缨。 我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的老兵,有比较扎实的临床经验,现在还担任科室副主任。曾经担任过医务处副处长,具有一定的组织沟通协调和团队的管理经验。最重要的是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2009年H1N1、2010年玉树地震等大型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拥有良好的应急事件的处理经验。 现在台上有2位同志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役,一位是坐在我身旁的沈宁副院长,第二位就是我。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医院任命我为首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的队长。在队员选择方面,主要是基于四方面考虑:一是需要保证呼吸专业、重症医学专业的医护人员力量。二是重症患者病情复杂,医务人员工作强度也很大,我们组建了一支专业队伍,重症医学12人,呼吸和危重科7人,急诊科11人,刚才沈宁副院长也提到了,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三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当中,老年人比例高,常常合并多种基础疾病,隔离病房当中出现了突发的紧急情况救治、会诊很不方便,需要安排适当比例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四是医生、护士应该拥有重症和急诊的临床培训经历。除了以上四方面以外,第一批医疗队20名队员当中有7名党员,在出发之前,医院党委成立了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后来随着三批共137名队员集结,在临时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时党总支,下设7个临时党支部,融合7个诊疗小组,共同开展工作。党组织的力量也是战斗力的重要保障。谢谢。2020-05-08 15:23:14[2020-05-08 20:00:23.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刚才沈宁女士也介绍了北医三院在护理患者的时候,一是采取了一对一的结队方式,另外也提到了“三米阳光”的护理理念。请问“三米阳光”的护理理念到底是什么?你们在护理这些重症患者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的?谢谢。2020-05-08 15:23:33[2020-05-08 20:00:34.0]       

  [崔曼:]谢谢您的提问。“三米阳光”是我院护理同仁的形象,是我们2017年在全院范围内开展的一项护理文化建设活动,提倡在护理工作当中关心、关爱、关注出现在我们三米之内的所有人,无论他是家属、同事还是病人,希望用我们护理人的行动去为他们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也为疾病的治疗起到积极正向的作用,帮助患者尽快恢复健康。所以,我们援鄂护理团队又叫做温暖武汉的“三米阳光”。 为了帮助隔离病区的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我们护理团队遵循“三米阳光”的护理理念,发起了“北京炸酱面写给武汉热干面”的活动。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活动的由来。有一天,一位病人跟我们的护士说,我住院好几天了,特别想吃热干面。我们的护士就特别有心,在一次上班的时候从驻地为患者带了一份煮好的热干面,同时手写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上书写着“北京炸酱面希望武汉热干面早日康复”。之后,我们的队员就用自制的彩纸剪切绘画赶制出了大量的交流鼓励卡片,希望通过这些卡片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大家团结一心,很快就把这些载满爱的卡片带到了隔离病房里,送到了每一位患者手中。通过制作这种交流鼓励卡片,在医护之间建立了有效沟通的桥梁,也把人文关怀带进了隔离病房。 后来随着工作的进一步进展,在做好基础护理、开展个性化护理措施的同时,我们每天都会到病房去跟患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解释病情,同时也及时发现了很多患者心里的顾虑。

我记得有一位女病人,我们观察到她日常的进食情况不是很好,情绪也很低落。我们的护士就非常关注她,经常去她的房间里跟她聊天、说话。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她是一位4岁孩子的母亲,孩子由于母亲长时间不在身边,不愿意吃饭。我们的护士就跟这位女病人谈起了自己离开家里1岁孩子来到武汉进行支援的经历。这是两位母亲之间的交谈,这种心与心的沟通,换位思考,也让这位女病人慢慢打开了心结,配合我们的治疗。所以,面对危重患者,我们不仅要考虑患者的病情变化、生理问题,更需要及时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和心理需求,针对性加强人文关怀,把温馨专业的护理理念渗透到日常工作当中,也把对患者的呵护和爱护渗透到每一个细微之处,这也是三院“三米阳光”护理理念的核心。谢谢。2020-05-08 15:27:47[2020-05-08 20:00:5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记者:]我们了解到,北医三院的青年医务人员代表北大援鄂医疗队的90后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并且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年轻的医疗队员在收到总书记的回信时当时的心情如何,你们当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谢谢。2020-05-08 15:28:30[2020-05-08 20:01:03.0]         

 [吴超:]首先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3月10日,武汉的疫情仍旧是非常严峻的。习总书记亲临武汉一线,肯定了医务工作者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火神山医院,我们的乔杰院长作为10名医疗专家之一,受到了习总书记的接见。乔杰院长回到驻地后,第一时间把总书记的嘱托和肯定带给了所有队员,我们年轻队员听了之后非常受到鼓舞。当时我们来武汉一线工作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证了同龄人的成长,也感受到大家的坚强。

3月11日,我和我们队的王奔,也是我们医疗队唯二的两个90后党支部书记,我们便执笔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感所悟以及我们的成长,还有我们在前线所做的工作向总书记做了汇报。3月15日深夜,我们盼来了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消息。3月16日上午,中央指导组的专家和领导来到我们的驻地宣读了这封信。距离驻地20公里的中法新城院区,我们其他年轻队员都在隔离病房查房,大家从电视机里正好看到了总书记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90后全体党员的回信。总书记的肯定让我们年轻队员兴奋不已。正在此时,病房里的一个老奶奶突然用武汉口音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句话,因为她平时患有轻度的阿尔兹海默病,平时沉默寡言。我们有位队员便追问老奶奶您说了什么?老奶奶重复说了一句“少年强则中国强”,并且对我们年轻队员竖起了大拇指。她的声音非常小,但是我们从她的眼神中能看到非常坚定。这一幕,在场的所有年轻队员,我想都会终身难忘。总书记在回信里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当时我们病房里仍有不少危重症患者,我们每天和老师们都会面临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还有各种压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这个时候能够获得总书记的肯定,也能获得患者的赞许,我想在那一刻,我们应该是最幸福的。谢谢。2020-05-08 15:35:25[2020-05-08 20:01:35.0]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请问医疗队到达武汉后遇到了哪些困难,你们是如何与武汉的医务人员相互配合、因地制宜解决好困难和问题的?谢谢。2020-05-08 15:35:47[2020-05-08 20:01:49.0]  

[葛庆岗:]谢谢您的提问。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刚到武汉的画面。1月26日晚上5点,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武汉机场,空荡荡的武汉机场只有我们医疗队一架专机,月底的武汉是非常湿冷的,万人空巷,我们赶到抗疫的主战场-中法新城院区,那是一座花园样的医院,看到了已经奋战多日、疲惫、双眼中充满着血丝的同行,还有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这让我们队员难免有紧张,精神上有压力,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树立队员的信心和决心。 到达驻地后,马上召开国家医疗队紧急工作例会,国家医疗队的目标是建立最高水平的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平台。接下来的挑战是推出隔离病房改造。传染病隔离病房,是三区两通道,如何在36小时内将普通病房改造成基本符合要求的传染病隔离病房,当时还有病人住着;医疗队院感专家、临床专家和同济医院专家共同讨论、达成共识之后,在隔离病房改造现场,同济医院曾晓勇副院长嘶哑着嗓子忙碌着,栗护士长带着大家楼上楼下奔跑着,领呼吸机监护仪、领输液管等物资设备,这一幕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短短36小时完成了隔离病房改造,仪器设备、耗材到位。之后这个病区成为了改造隔离病房的样板! 在这次援鄂抗疫战斗中,我们充分发扬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病制宜、因人制宜的北医三院创新管理文化:隔离病房运行管理机制。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医疗队特殊的战友——小黑和小蓝。初期,尽管我们作了各种准备和应急预案;开病房后,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隔离病房内外沟通问题;医疗队为了方便隔离病房内外沟通而分别设在清洁区和感染区的两部工作手机;感染区的叫小黑,清洁区的叫小蓝。这两部手机互相传递的每一条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架起了隔离病房内医护互相沟通的数字桥梁,大到危重患者的抢救、小到注射器。 在隔离病房运行管理机制方面。我们创新机制,自制病历模板、病程模板、交班模板、临床路径、感控防护、护理模板等,提出隔离病房运行管理机制,提请国家医疗队讨论后,加入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医院的信息系统,有效保证了隔离病房平稳有序运行。后来,这些管理机制在整个院区推广应用。谢谢。2020-05-08 15:38:33[2020-05-08 20:02:09.0]          

[中新社记者:]我们知道,北医三院的妇产科是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请问在此次救治过程当中,我们在孕产妇的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方面有哪些新的做法?谢谢。2020-05-08 15:43:40[2020-05-08 20:02:21.0]         

 [沈宁:]感谢您的提问。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是北医三院的特色学科,我们的学科带头人乔杰院士这次在武汉和他的团队以及武汉同道一起,对武汉118名新冠肺炎的孕产妇进行了临床特征的总结,发现孕产妇感染新冠肺炎发展成重症的风险并不高于一般人群,但是在孕晚期发生率会更高一些,总体预后是好的,但是需要关注产后这些孕妇有可能会出现病情加重,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大家去重视。我们也将总结的这些经验和国际的同道进行了充分交流,分享了中国经验。 另外,在药物治疗方面,考虑到妊娠的问题,我们需要尽量选择对胎儿影响小的治疗药物,如果确诊新冠肺炎是在妊娠的晚期,我们也可以考虑先终止妊娠,然后再给予药物治疗。虽然孕产妇的病情和同龄其他患者是类似的,但是因为担心这个疾病对于胎儿本身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这个问题受到大家格外关注的。

我们在病房曾经收治过这样一例新冠感染的孕妇,她因为不敢去产检,又担心药物对胎儿造成影响,她就自行停用了乙型肝炎需服用的药物,导致了孕晚期出现严重的肝脏功能异常,在合并新冠感染之后,病人和家属也非常担心这个疾病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所以他们也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提前终止妊娠,为这件事情十分担忧。 我们医疗队在收治这个病人之后,也立刻和武汉同济妇产科的同道一起,和北医三院的产科、消化科、感染疾病科立刻连线,给她制定了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案。这个病人病情很快就得到了明显好转,同时我们也积极和病人、家属沟通病情,建议继续妊娠。在病人出院之前,我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叫“苗苗守护群”。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产科专科的护士还每天都和病人有交流和沟通,到现在为止,孕妇已经妊娠34周左右了,目前孕妇和胎儿整个状态都非常良好。 另外我们也想分享一个小细节,在病房的时候,我们也和孕妇沟通,她可以自己去监测胎动,因为监测胎动是我们监测胎儿状态非常简单易行的一个方法,如果胎儿出现宫内缺氧的时候,最容易表现出来。所以在查房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妊娠晚期的病人,所以我们就跟她说你自己可以来掌握监测胎动。这种简单的方法,在疫情期间是值得推广的。谢谢。2020-05-08 15:49:44[2020-05-08 20:03:05.0]         

 [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们刚刚提到,北医三院的90后医务人员比例占整个医疗队的一半以上,请问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青年的优势在哪里?我们该如何看待90后青年在此次任务中的责任与担当?谢谢。2020-05-08 15:50:37[2020-05-08 20:04:31.0]          

[吴超:]谢谢您对我们年轻人的关心。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剧本,抗疫的大考也是我们年轻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年轻医护没有遇到过的。谈到责任,我们应该先抛开年龄的标签,面对疫情,作为医护,救死扶伤,义不容辞,这是我们的天职,我们有这个责任站出来,这和几零后是没有关系的。 再说担当,年轻人面临的质疑是敢不敢担当、能不能担当。另外,担当和成长是分不开的,你如果敢担当,也能担当好,我觉得自然就会有成长。我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就像人体的干细胞,在抗疫前线的环境下,我们能够迅速分化为抗击疫情的先锋兵,并且这也使得我们来自不同专业的医护在前线能够临危不乱,并且迅速进入新冠肺炎救治的工作状态中。

在这场抗疫工作中,我们年轻人也表现出了创新和活力,在得到医疗队老师的支持后,我们年轻的医护开展了新冠患者的血压、血糖、心功能、消化道、患者的心理状态管理以及相关研究,并且年轻人每天都会总结和查阅最新的新冠肺炎相关的文献,积极参与危重病例的讨论。刚才沈宁副院长提到,我们年轻人每次都会提出年轻人独特的观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爱琢磨的年轻同事,他们就地取材,反复研究,开发了新的防雾剂,解决了我们护目镜起雾的问题。我们医疗队有17年前参加过抗击非典的老兵,当年的他们也是我们所谓的80后和90后,他们在17年前表现出他们的担当、责任和成长。我想,现在他们把担当和成长传承给了我们。在这场抗疫中,我们年轻人也会学着前辈们的样子去担当、成长。每次开病房的时候,年轻人都会跟着这群前辈进入陌生的工作环境,他们毫不畏惧。我们也会握着病人的双手去加油打气,在做支气管镜、气管插管等高危操作的时候,也都会有年轻人冲锋的身影,看到前辈们的担当,我们年轻人也自然而然地担起了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同时,在我们前辈的引领下,使得我们可以把担子挑得很稳。 在我们医疗队,护理人员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护理人员中90后占的比例更高,最小的一个队员是97年出生的,每当看到他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给病人翻身、拍背、喂饭、打水这些非常细致的生活护理的时候,每当看到他们给病人吸痰、雾化、处理患者的大小便等高危护理操作的时候,我都会深深感受到一种和年龄无关的担当和责任,并且他们也一直鼓励着我,其实我们最终也是共同成长的。谢谢。2020-05-08 15:54:49[2020-05-08 20:04:49.0]       

  [封面新闻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护理的。我想知道这次援鄂期间的护理工作和在北京本部的护理工作有哪些不同?刚才崔护士长也说到了,实际上在援鄂期间这些新冠肺炎的患者在心理上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们有哪些特殊的做法能够帮助他们提高信心,度过心理上的关口?谢谢。2020-05-08 15:55:18[2020-05-08 20:05:00.0]         

 [崔曼:]首先感谢您对护理工作的关注,在我们的医疗队当中有100名护士,是个百人护理团队。队员来自ICU、急诊和内外妇儿等多学科,都具有危重症科室的工作或轮转经历。 在武汉,我们的工作内容既包括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病情变化和治疗效果,也包括准确实施治疗和护理措施,以及有效地预防并发症。我们的护士每天会和医师组一起进行床旁查房,充分掌握医生的诊疗思路,去更加有效地推动治疗进程。针对病房内合并不同学科疾病的危重患者,我们成立了重点患者护理管理小组,进行一人一策的护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一对一工作群,针对所管理的危重患者随时进行病情的沟通,充分掌握当前的护理要点,及时针对病情变化调整护理计划,确保精准护理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性,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场医疗救治上的挑战,更是一场医护人员和患者心理上的挑战。因为隔离的需要,我们所有的患者都没有家属陪住和探视,其中还有很多是家庭聚集性发病,患者面临着家属同样受到感染在院治疗,或者同时在隔离的情况,患者当时的心理状况非常复杂,心理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进行了很多患者心理方面的支持,帮助患者树立信心,更快地恢复健康。

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天早上查房,一位阿姨告诉我们,她的老伴儿就住在隔壁病房,因为病情危重想去看一看。当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隔离病房内是禁止患者在不同病室间走动的。当天晚上开医疗队内例会,核心组对这位阿姨的老伴儿进行病情讨论,谈到了这种情况,来自同一家庭的患者还有几例。经过核心组商议决定,对这部分病人采用“家庭病房”的管理模式。第二天,我们克服三人间病房的困难,与同病室的患者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把同住在三院危重病房的夫妻等家庭成员调到一起,让来自家庭的温暖给予患者心理上更好的支持。后来,我值班的时候又去看这位阿姨,听到阿姨鼓励老伴儿说“你得努力,早点好起来出院,回家庆祝咱们的钻石婚”。后来经过我们和病人的共同努力,阿姨的老伴儿逐渐脱离了呼吸机,肺部CT逐渐好转、各项指标正常,顺利出院了。出院时,这位阿姨的老伴握住了我们的手,邀请我们在他们钻石婚的时候再相聚。 在隔离病房还有许多这样的小故事,我们与患者之间的这种情谊,也给我们医疗队的队员们带来了心理上支持和不一样的感动。谢谢。2020-05-08 15:59:42[2020-05-08 20:05:18.0]         

 [米锋:]谢谢北医三院的几位嘉宾。我们明天的发布会将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援鄂医疗队的相关专家来共同回答媒体的提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2020-05-08 15:59:58[2020-05-08 20:05: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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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0年5月7日新闻发布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援鄂情况

[米锋:]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我是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 1月26日至4月6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先后分3批派出援鄂医疗队,共135人,接管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重症病房。 今天我们请来了他们的代表,医疗队领队、院长刘新民先生,医疗队队长、副院长李海潮先生,医疗队护士长、大外科护士长王玉英女士,感染疾病科主任、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王贵强先生,请他们就大家关心的问题来共同回答媒体提问。2020-05-07 14:59:07 [ 2020-05-07 17:24:30.0 ]
[米锋:]首先,通报一下疫情情况。 5月6日0时—24时,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分别为上海1例,广东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6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27人,重症病例减少3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46例,其中重症病例5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累计确诊病例168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43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5月6日24时,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95例,其中重症病例23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7957例,累计死亡病例4633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2885例,现有疑似病例4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35737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537人。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例;当日无转为确诊病例;当日解除医学观察29例,其中来自境外输入7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880例,其中境外输入8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524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040例,澳门特别行政区45例,台湾地区439例。 5月6日,全国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降至10例以下,连续4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连续10天无新增本土疑似病例,连续22天无新增死亡病例。今天起,全国所有县域均调整为低风险。但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大不确定性,要继续做好患者救治和康复管理,落实常态化防控举措,严防疫情反弹。 以上是疫情情况。 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请记者朋友围绕今天的发布主题提问。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2020-05-07 15:03:28 [ 2020-05-07 17:24:50.0 ]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我的问题提给领队刘新民院长,我听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把参与这次抗击疫情称作是“全方位”抗疫。请问刘院长您能解释一下“全方位”的含义吗?驰援武汉给您带来了怎样的思考?谢谢。2020-05-07 15:03:44 [ 2020-05-07 17:25:03.0 ]
[刘新民:]谢谢媒体同志对北大医院的关注。新冠疫情爆发过以后,我们全院一盘棋,前方后方相互配合,全院动员、全员参与,医院立即启动了应急管理机制,进入备战状态,在第一时间就有1700多名医护人员主动请战。接到上级部门通知后,我们迅速就组建了第一支20人医疗队,1月26日出发。随后,医院分别于2月1日、2月7日派出第二批、第三批医疗队。三批队员共计135人,可以说这在北大医院历史中也是派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 除了快速响应外,我们这支队伍在科室构成、人员层次上也非常的合理,队伍中共有医生31名,护理人员102名,管理人员2名。31名医生以呼吸、重症、感染为主,同时涵盖了心脏、肾脏、内分泌、血液、风湿免疫等大内科所有亚专业,其中高级职称比例占到了32%;护理人员同样涵盖了各临床科室及辅助科室,同时大家都经过呼吸监护室的专科培训,能够熟练掌握呼吸机的使用,具有丰富的管道护理经验。 正是这样一直专业强、质量高的队伍,保证了我们援鄂抗疫工作的顺利开展。从第一批医疗队到达武汉,到4月6日全员返京,援鄂抗疫共计72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接管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房,我们目标是“提高救治率,降低病亡率”。 先期我们参加过国家联队、北大医学联队共管病房,随后我们独立接管一个重症病区;从2月8日元宵节当晚独立接管病房收治病人,到4月4日病房清零,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15例,治愈出院100例,另有病情好转转下级医院或其他病区6例,转监护室2例。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实现了危重患者“高治愈”,医务人员“零感染”。 在前方,我们除了这支135人的医疗队以外,我们还有卫健委的专家组成员参与到此次的抗疫工作。感控处的李六亿处长1月21日随卫健委专家组到湖北,参与了雷神山、方舱医院的感控流程设计、定点医院的感染防控指导、医疗队员的感控知识培训以及国家相关指南的编写制定,我们每一位在湖北援助的医疗队员都必须要经过李六亿的培训才能进入病区。4月11日,完成武汉的抗疫工作后,她又于当晚赶赴黑龙江省绥芬河,继续她的抗疫“加时赛”;感染疾病科王贵强主任同样作为专家组成员全方位的参与了医疗救治、诊疗方案编写、科技攻关、国际交流、诊疗培训、科学普及等抗疫相关工作。而在医院的大后方,我们同样承担着驻守阵地的任务,保护好我们首都人民的健康。医院的发热门诊作为一道防线,1月23日升级改造后开诊,承担防控任务,同时开展了核酸检测以及疾病咨询的相关工作。可以说,北大医院专家、队员全动员参与,前线、后方全方位抗疫。谢谢。2020-05-07 15:09:35 [ 2020-05-07 17:25:19.0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北大医疗队在到达武汉时是疫情紧急、救治任务最重的时候,需要队员快速适应当地的环境,和当地的救治力量形成合力。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医疗队员是如何快速融入当地环境,迅速开展工作的?谢谢。2020-05-07 15:10:42 [ 2020-05-07 17:25:29.0 ]
[李海潮:]谢谢您的提问。确实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到武汉时,当时机场几乎都是空的,到驻地的路几乎空无一人,像一个空城一样,我们住的酒店是格雷丝酒店,是被征召的第二天,人员也是不齐的,总经理还在外地,当时的物资供应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到那以后,很快接到通知,和酒店留守的同志一起,建了一个工作群,我给起了一个名字叫“格雷丝碉堡”,因为我们知道要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呆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坚固的堡垒,可以很好地应对疫情。实际上在武汉的街道、酒店工作人员努力之下,很快我们的物资供应慢慢就恢复了。非常感谢武汉人民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的帮助,包括酒店中的志愿者、司机。在酒店里面,我们挂了一个党旗、一个院旗,这就是我们临时的家。那段日子实际是两点一线的生活,这里是我们的驻地,我们坐车大概20公里到中法新城院区去工作,那是我们的前线,在前线我们得到了中法新城院区医护人员非常重要的配合,因为整个工作区域是他们熟悉的环境,所以他们帮我们熟悉这个系统,护士做主班护士,形成了特别好的配合,也非常感谢他们后勤的保障。一些主管领导的电话快被我们打爆了,因为那时候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几乎是有求必应,就算没有临时的解决办法,也会把这个事记住,很快给我们回复,因此那时候感觉大家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所有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战役拿下,因此我们就像一个战士,在前面作战治疗新冠病人,他们在后方给我们特别重要的支持,所以很快就形成了合力。谢谢。2020-05-07 15:18:22 [ 2020-05-07 17:25:43.0 ]
[凤凰卫视记者:]我的问题是问王贵强主任,您作为医疗救治专家组的成员,参加了诊疗方案的完善更新,也多次参加发布会的解答。和到武汉进行一线救治的同事不一样,您觉得您的战场在哪里?谢谢。2020-05-07 15:18:50 [ 2020-05-07 17:25:58.0 ]
[王贵强:]谢谢记者的提问。首先,刚才院长提到了,北大医院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是“全方位”的,从前方到后方,我们都积极参与到抗击新冠疫情。我个人最早是1月31日,作为卫健委专家组成员派到安徽指导重症、危重症救治。回来以后基本每天都到卫健委,把前方的各种病例,尤其是把死亡病例进行研判,希望从中能够挖掘出预警预测指标。实际我们说新冠疫情是新发的传染病,大家对它的临床表现、病情转归包括发病机制都不清楚,刚开始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病例的研判,找到一些预测预警指标,在指南里有所体现。这次大家可能关注到了,卫健委组织专家不断更新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从1月15日-3月3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更新了七版,第一版到第四版,两周更新了四版,反映了新冠疫情是不断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卫健委希望把所有临床经验,包括新的证据、药物的使用证据随时在诊疗方案中体现,指导临床实践。 我个人也参与了第五、第六、第七版诊疗方案具体的更新,其中通过病例的研判等方式,把很多新的诊疗理念放在了诊疗方案中,比如当时对检测的敏感性,上呼吸道敏感性不太好,出现假阴性,我们从原来的咽拭子到后来强调鼻咽拭子,再后来强调用痰液来进行检测。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对新冠疫情,尤其是重症的病人,预测预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强调早期干预,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何早期干预?就是通过挖掘各种早期的预测阈值指标来进行判断,帮助医生发现病人病情变重的风险,比如乳酸的问题,我们当时在病例中发现一些死亡病例乳酸偏高,持续三五天,病人最后突然死亡,我们就把乳酸的检测和它的价值在诊疗方案有所体现,包括细胞因子,也包括治疗方法和药物,一开始只推荐了几个已经上市的,在SARS、MERS有一定疗效的药物,后来把氯喹推荐上去,已经做了临床研究,初步证明有一定效果。实际我的战场基本就是参与到卫健委一系列诊疗方案、包括恢复期血浆的诊疗治疗方案制定等。同时我们在后方把每一次指南更新后,立刻把它做成一个课件进行广泛培训。我通过各种平台,累计培训5500多万人次医务人员,应该说为新冠疫情的诊疗做了一定贡献。当然,我们还承担了科技部的一些项目,包括大家关注的复阳问题,我们最早提出来,应该关注“复阳”的科学问题,包括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临床转归怎么样,需不需要干预等,科技部这个项目,由我负责牵头,目前仍在进行中。谢谢。2020-05-07 15:30:17 [ 2020-05-07 17:26:13.0 ]
[中新社记者:]在援鄂期间,医疗队能够在前方心无旁鹜的工作,想必也得到了后方医院的大力支持,请问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前后方又是如何配合的?谢谢。2020-05-07 15:30:39 [ 2020-05-07 17:26:22.0 ]
[王玉英:]感谢您的提问。的确,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前线踏实的工作,离不开我们医院后方的强大支持,我们并不是孤立作战,是北大医院这个集体在共同战斗。这种支持不仅包括物质上的、更包括精神上的,这种支持使我们感受到我们北大医院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们刚到武汉的时候,物资协调还没到位,当时很多队员上白班错过了饭点,下夜班回来的时候,想吃点夜宵,得不到及时解决,当医院后方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从北京运送了大量的生活物资。 我们医疗队有一名护士的父亲患有腰椎间盘突出,有一天,病情突然加重了,疼得不能吃饭、不能走路,还出现了急性肾损伤,高血糖。医院后方知道以后,立刻安排护士的父亲住院,同时联系骨科进行会诊并及时手术治疗,解除护士的后顾之忧,在我们隔离结束的时候,护士的父亲已经能下地活动,其他指标也正常了。 还有院领导及护理部主任每天都要和前方通话,了解队员的情况、病人的情况,和我们的需求,我们前后方是没有距离之隔。 其实类似的故事还有,我们确实特别感谢医院对于每一位队员的照顾和关怀,正是有我们如此温暖强大的后盾,才有了我们在前线所取得的工作成绩。谢谢。2020-05-07 15:33:22 [ 2020-05-07 17:26:35.0 ]
[中国日报记者:]在援鄂期间,北大医院主要是负责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的救治,请问医院在救治这类患者中积累了哪些经验?给这些患者提供救治的同时,怎样给他们提供心理疏导?谢谢。2020-05-07 15:35:55 [ 2020-05-07 17:26:46.0 ]
[李海潮:]谢谢您的提问。我们组织了一个多学科团队,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多学科团队是我们做好抗疫工作的一个重要保障,因为我们31个大夫中有7位是呼吸科的,3位是重症的,其他所有内科的亚专业都有,包括心脏、消化、内分泌、血液、肾脏、风湿免疫,还有感染科。因为新冠疫情是一个病毒感染所致的重症肺炎,会引起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是一个严重的呼吸衰竭,首先是呼吸道感染,会造成呼吸系统的严重损害,而且严重损害会继发一系列多脏器功能受损,这样一个多学科团队在整个重症肺炎的医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我们能碰到的所有问题大家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专业人员去解决。我们去的人超过2/3都是中级职称以上的,有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形成一个多学科团队,我们每天都会有例会去讨论病例,同时会定期集中到一起,针对每个病人的问题展开讨论,从专业角度提建议。 在中法新城院区,我们院长特别申请了会诊区域,每天下午4点钟,北大医学的三个医疗队,相关专家都会到这个会诊区域去讨论,因为它的信息化做得很好,我们可以通过电脑屏幕看到病人的信息,包括X线图像等,大家会就重症病人所有的问题展开特别详细的讨论,这也是一个多学科团队的会诊机制。经过这样的多学科团队讨论后会形成一个决策。 刚才护士长也说了,我们离不开医院的支持,因为我们去的团队是呼吸重症为主的,但也有一些病例可能超出这个范畴了,我们曾经碰到一位老先生,他用无创呼吸机,有一天突然发现他的下肢单侧出了很多水泡,大家都不理解水泡是怎么回事,马上拍了照片和皮肤科的专家联系,他们解释和缺氧、肢体压迫有关系,很快就找到处理办法,问题就解决掉了。 我们是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合力。重症肺炎造成了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如果病人的器官功能维持得很好,通过呼吸支持治疗,能够熬过这个肺部严重损害的时期,慢慢就恢复了。所以多学科的团队对于器官功能的支持会有特别重要的帮助。 刚才您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心理的问题。大家可能感受到,在疫情开始时,武汉疫情非常严重,病人中有很多家人生病了,甚至去世了,大家会出现抑郁、恐惧等状态,很多情绪交织在一起。我们就碰到一个老大爷,他病得很重,但他不愿意配合治疗,这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思想工作。当时我们队伍中刚好有两个湖北籍的大夫,一个胸外科的、一个呼吸科的,因为他们会家乡话,我们就特意安排每个人隔天一个白班,除了做好自己的临床工作,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和病区的病人去沟通。因为是家乡话,病人听着非常亲切,他们的情绪就缓和了。这样一个“话疗”也是我们整个团队的特点。 我也曾经看到一个老先生用无创呼吸机,因为他无法说话,只能打字交流,他说我已经到极限了。我跟他说,咱们一辈子大风大浪都经过了,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天了,而且情况越来越好,我们再坚持一下就看到曙光了。实际上这种心理支持特别重要,因为跑一个马拉松,要有一个生存的愿望,这对整个器官功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到后期,很多病人担心出去以后再感染,或者复阳,会不会传染给我的家人和朋友,我们的大夫也是花很多时间跟大家解释。最开始病房的空气是很凝重的,后来在大家不断交流鼓励下,病人的气色也都慢慢好转起来了,大家都变得阳光和积极。这样一个心理支持,在疫情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谢谢。2020-05-07 16:14:01 [ 2020-05-07 17:27:04.0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记者:]根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医疗队在援鄂期间曾经收到过3封令人非常难忘的信,我们特别想了解,这3封信背后有哪些感动的故事?谢谢。2020-05-07 16:14:51 [ 2020-05-07 17:27:16.0 ]
[刘新民:]感谢您的提问。回想起两个月的抗疫经历,确实特别难忘。无论是对于我们个人,还是对于医院来说,都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对于医院来说,经过了抗疫大考,我们锻炼了一支“敢打敢拼”的队伍,培养了一批青年生力军;而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无论是50后、60后、70后、还是80后、90后,都是一次人生的历练,对于个人的沉淀和未来成长都是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 您提到的第一封信,就是我们刚刚到达武汉不久,我们一位95岁的老院长亲笔写给我们的。这位老院长曾于1950年参加了抗击鼠疫、1951年参加北京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1958年支援蒙古国,可以说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更是我们的榜样。我听说,新冠疫情爆发后,老院长的视力已不如从前,就请同样参与过抗美援朝的老伴一字不落地每天把新闻读给她听,而她也时刻挂念着我们前线的队员们,所以就一笔一字地写下了这封信。 第二封信,是在我们抗疫60天攻坚战的时候,也是我们最艰辛、最困难的时候,医院潘义生党委书记亲自执笔,给我们所有的队员写了一封家书,信中说:“春山在望,最后坚守;佳期可期,医者荣光”,收到来自家里人的鼓励,大家就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样,给了我们力量和自信,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完成抗疫任务。 第三封信,只有一句话,是一位普通的武汉人写给我们的。正月初六,我们有一个队员过生日,大家在网上给她定了一个蛋糕,但当天武汉天气不好,而且封路不能走车,我们就把蛋糕退了。但送蛋糕的师傅得知是我们的医疗队员过生日的时候,二话没说,拿着蛋糕、冒着严寒,一路走着十几公里,“人肉”把蛋糕送到了我们队员手中,还亲笔写下了一句“致敬,白衣天使”。 在援鄂期间,我们每天都被他们感动着,我要感谢英雄的武汉人民,我们是一起拼过命的人。武汉的医务人员们是伟大的,武汉的百姓也是伟大的。无论是隔离在家的普通人,还是酒店驻地的工作人员、司机、送餐员,他们都是可敬可爱的。 我们的第一批医疗队是在大年初二出征的,那一天是北大医院105周岁的生日。105年前的大年初二,北大医院在北京的后孙公园胡同第一天开诊,当时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附设诊察所”,它也是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医院。建院105年来,我们形成了“厚德尚道”的核心价值观和“厚道”的医院文化,有着独特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了我们的患者和群众的认可。三封来信的内容,承载着我们的文化,也承载着社会群众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会继续传承并发扬“厚道”文化,为健康中国贡献更多的力量。谢谢。2020-05-07 16:15:12 [ 2020-05-07 17:27:32.0 ]
[新民晚报驻京记者:]我们了解到此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共派出三批援鄂医疗队,一共有135人,其中102人是护士,请问护理人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中发挥了哪些重要的作用?谢谢。2020-05-07 16:19:20 [ 2020-05-07 17:27:42.0 ]
[王玉英:]谢谢您的提问,也谢谢您对护理的关注。如果说护理工作在新冠肺炎救治中发挥了哪些作用,从我们派出的人数当中就能看出来护理的重要性。刚才新民院长和海潮院长也说了,我们在人员的组成方面也体现了专业性和多学科性。呼吸和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占30%,而心脏监护室、急诊监护室的护士各占15%,神经专业和感染疾病专业的护士,各占了将近10%。新民院长刚才说了,我们其他学科的护士也都经过了监护室的培训。在前线,我们护士主要承担患者的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心理护理和生活护理,在这里我可以用两个词来说,就是“专业”和“全能”。 对于“专业”,体现在派出队员的护理专业水平,专科护士比例占到近30%。我们都知道,部分新冠患者并发多种基础疾病,我们的专业尤其体现在“多学科护士合作”上,从排班开始,我们每一个班次都有呼吸及重症专业的护士,同时配备心脏、神经及感染疾病科的护士,这种多学科的排班模式既能够充分发挥每一个护士的专业优势、也能全方位的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当患者某一个系统出现问题时,我们能够现场及时的处理,保证患者的安全。同时专业性还体现在,我们病房收治的病人不论住院时间长短,没有出现一例压疮,而且从外院转来的有压疮的患者经过我们精心的治疗、护理,也都好转了,这种专业性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得益于北大医院多年来培养储备的专科护士在临床发挥引领的专业价值。 而“全能”,则表现护理技能的全面。我们有呼吸系统、心脏系统,还有神经系统的护士,这些护士能够在工作中发挥他们自己的本长,取长补短,每个护士都能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去护理好每个病人。 除了疾病的护理之外,人文关怀和心理护理在这次新冠疫情护理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也是我们护理工作经常谈的“同理心”。在这里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开病房不久,病区住进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病情危重,当时给予无创呼吸机治疗。每次我来到老先生床边,总是看到老先生静静的躺在床上,面无表情,也不说话。当我问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说说“我要出院,我要回家,”别的什么也不说。看到这种情况后,我们很着急,我就和同济的护士长商量,能不能联系一下他的家人,让他的家人跟他说说话,缓解情绪。同济的老师说,老先生住进来的家人没留通讯设备,只留下家里的座机,老先生也记不住家人的手机号,我们就用病房的手机联系她的家人,但是一直没有人接。我跟同济的老师说,咱们每天都跟家里打个电话,同时我们也尽量安抚老先生的情绪。 几天以后我们再次一起进入病房时,同济的老师就跟我说,“王老师,我们今早刚联系到老先生的老伴,老伴也被隔离了,昨天晚上刚结束隔离回家。”我赶紧说,“快用我们的手机,跟家属联系一下,让老先生跟家里说说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当老先生听到老伴的声音时,瞬间就流下了眼泪。我们一方面安慰老先生说,“爷爷,不要激动,您一定得快点好起来,早日和老伴团聚。”另一面也为老先生感到高兴,在老先生感谢我们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老先生心情好了,积极配合治疗,很快康复出院。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有很多和老先生类似的情况,有的一家人都被感染了、有的与亲人失联了,有的因病痛而焦躁和沮丧,我们在专业护理病情的同时,随时用我们的“同理心”关注患者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用护理人员的爱心浇灌每一位患者的生命之花。谢谢。2020-05-07 16:31:47 [ 2020-05-07 17:27:59.0 ]
[中国青年报记者:]一些报道称,有的新冠肺炎治愈患者身体功能器官受到了损伤,还有的可能存在复阳风险。我想请问的是,对治愈患者有哪些提醒和建议?谢谢。2020-05-07 16:49:56 [ 2020-05-07 17:28:12.0 ]
[王贵强:]谢谢您的提问。首先,新冠肺炎病人有一部分重型和危重症的病例确实会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基于这点,卫健委发布了相关文件,强调对恢复期病人进行密切监测和随访,尤其在清零过程中,我们采取的也是“分层救治”原则。比如病人轻型、普通型达到了出院标准,解除隔离标准以后直接居家隔离14天,当时我们在第五版已经有“复阳”病例,所以居家14天的隔离要严格按照要求做,包括要求病人要有单独房间,要戴口罩,不要和家属密切接触等,实际也是防止可能潜在的传播风险;对一些重症病人有基础病的,达到出院标准,但是有基础病需要进一步救治的,要到其他有条件的医院进一步治疗。但也有个别的病人很重,动不了,基础病又需要治疗,可以采取就地治疗原则;对重症、危重症的病人,我们强调出院以后一定要密切监测和随访,因为这里有些病人有基础病需要进一步治疗,有一部分可能存在着肺功能逐渐恢复,甚至个别可能会有肺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问题,所以出院以后,我们希望所有病人都要密切监测随访,出院以后2周和4周都要到医院复查,包括查肺功能、胸片、血常规等指标,希望出院后的随访保证这些病人顺利康复。出院后还有一系列康复措施,很多地区也有中医、中药深度介入,参与到病人的康复治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复阳”就是达到出院标准了,出院后又出现核酸检测阳性了。“复阳”的病人可能用“再检出”更合适,也就是说这种病人没有真正的病毒消失,上呼吸道咽拭子、鼻咽拭子查不到,但是下呼吸道在肺里还有病毒,包括我们做尸检,可以看到死亡的病人也有很多的病毒颗粒,提示新冠病毒感染的情况,病毒存在时间比较长,这和SARS、MERS不一样,这是这个疾病的特点。第二种情况是检测的敏感性还不足够强,现在科技部也在支持提高敏感性检测方法的研发,检测敏感性不是很强的情况下,比如低病毒水平、低病毒载量的时候,上呼吸道标本就可能查不到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个别病人由于免疫功能比较低下,因为我们知道重症、危重症的老年病人比较多,有基础病,免疫功能是低下的,所以导致持续阳性或者“复阳”,持续阳性的病例也有一部分,尽管不是很多,但是持续阳性我们也要高度关注的。 基于这种情况,对于“复阳”的病人,第一要隔离,因为是有传染性风险的,尽管传染性可能低一些,但是不能说没有传染性,我们按照有传染性来进行隔离。第二是要密切观察。目前来看,“复阳”的病例整体发生情况在我国初步的数据是5-15%,有的地方很低,才百分之零点几,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总体“复阳”人群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要隔离观察。对“复阳”病例临床的变化,大部分病人是没有症状的,只有极个别的会出现症状,极少数会出现胸片或CT上有肺炎的进展,但大部分病人是很稳定的,隔离观察就可以了。这部分病人我们还在做相应的研究,到底是免疫功能问题还是原来没检出,所以这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总体来讲,对复阳的病人我们不能大意,要进行很好的密切监测。2020-05-07 16:52:18 [ 2020-05-07 17:28:32.0 ]
[米锋:]谢谢,今天的发布会也是王贵强主任第10次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他也在发布台上回答了大家提出的40个问题,为我们介绍了很多权威的医学知识,为大家解疑释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今天的发布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援鄂医疗队介绍了他们的相关工作情况,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都在积极地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再次向他们致敬。 明天的发布会我们将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鄂医疗队的相关专家共同回答媒体的提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2020-05-07 16:52:45 [ 2020-05-07 17:28: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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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

吴超:写信汇报

尊敬的陈部⻓,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是北京大学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的吴超,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很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次学习,和大家交流分享。

【写信原因】北京大学自创建以来,始终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此次战疫, 北京大学四千余名医护人员请战,406 名队员在武汉以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作为主战场进行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以提高治愈率,降低 病亡率为主要目标。其中有党员 171 名,“90”后党员 35 名。作为一名 “90 后”党员,和北大培养的医学生,自 2 月 7 日驰援武汉以来,我⻅ 证了在这场抗疫斗争中“90”后党员及北大⻘年人,以舍生忘死的行动, 践行入党的初心誓言及北大精神。

2 月 8 日元宵节那天,我们医院独 立接管危重症感染病房,乔杰院⻓、沈宁副院⻓及葛庆岗队⻓冲锋在前,率领着年轻人进入隔离区,我也有幸作为第一批医生进入隔离病 房收治危重病人。看着他们的背影,那一刻我十分感动。在这么多榜 样的引领下,我们⻘年人,面对陌生的环境和看不⻅的病毒,没有一 个是犹豫者、旁观者,没有人退缩。我看到了传承,更看到了属于我 们年轻人的勇敢与拼搏!

3 月 10 日,习总书记亲临武汉,肯定了医务人员在此次抗疫中做 出的重大贡献,让我们年轻人备受鼓舞,我们就想把我们新时代北大 ⻘年在这场抗疫中获得的成⻓、所感所悟、所表现出的“不怕吃苦、 不怕牺牲”的精气神、以及我们战斗到底的决心向总书记汇报。11 日, 我们在一线的 34 名北京大学医疗队 90 后党员一起向总书记写了一封 信。


【收到回信的感受】习总书记的回信和鼓励让我们在武汉前线备受鼓舞,大家学习了 回信内容后,都干劲儿十足,更打从心眼里为我们“90 后”而自豪。此 次抗疫工作,年轻医护人员可谓是中坚力量,他们每一位都在自己的 岗位上奉献着点滴,最后凝聚成了汪洋大海。

每一天,护士会去照顾 患者的生活起居,而那些我们看似简单的护理操作,穿着厚实的防护 服,隔着几层手套与护目镜都充满着挑战,但也在不断地锻炼着操作, 促进着成⻓。作为一名一线大夫,进入隔离病房收病人、查房、观察病人病情变化、更改医嘱、书写病例,和上一级医师一起调整患者的 治疗方案等是我们的日常工作,紧张而忙碌。

在这场抗疫中,我们这些刚刚入职不久或是非对口专科的医护, 在来到一线感染病房时临危不乱,勇挑重担,这离不开国家的医学教 育政策及北大的医学教育体系,使我们经过深厚的理论知识学习以及 实践锻炼,培养了扎实的基本功。在异地他乡⻓期作战,大家没有叫 苦叫累,面对病房内的重重压力与挑战,能够坚持到底,这些离不开 北大精神对我们的鼓舞。此时看到会议室面前的这面党旗,我不禁回想起了 3 月 1 号,我 们三家附属医院医疗队的党员代表在院区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那一 刻,回想起 3 月 15 号中央指导组来传达回信的场景,更会想起我们 初为医者时的初心,内心再次充满了感动和力量。

一代⻘年有一代⻘年的历史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征,这些 特征是时代和经历赋予的。

正如中共一大嘉兴南湖红船上的那些先辈, 有一半以上是当年的“90 后”,五四运动的主力军也是当年的“90 后”, 他们表现出的是“为了国家,不顾生死,也勇于担当”;而在这“抗疫” 战场上,我所看到的当今北大 90 后⻘年,他们正以实际行动证明, 我们同样有着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正表现出坚强、勇敢和担当,正 如习主席回信里所说“新时代的中国⻘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我们最大的 90 后已近而立之年,抗击疫情将是给我们的最好成⻓礼, 我们即将“立”起的不仅是信心和能力,还有更多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担 当,我们⻘年一代一定是闯关夺隘、攻城拔寨的先锋力量。今天是我在武汉的第 49 天,看到武汉的抗疫形势有了很大的好 转,我们获胜的信念更加坚定。我们年轻人肯定不忘总书记的嘱托, 继续努力,绝不松懈,坚决服从国家安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谢谢 各位老师,希望各位老师保重身体,待我们凯旋归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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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

沈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二十八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第二十八场

时间:2020-02-19
嘉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抗疫重症定点医院院长胡俊波; 北京医院常务副院长奚桓;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吕国悦;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向培凤:
记者朋友们、广大网友:
下午好!今天,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第二十八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援鄂医疗队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有关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抗疫重症定点医院院长胡俊波先生;
北京医院常务副院长奚桓先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女士;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吕国悦先生;
首先,请胡俊波先生介绍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患者医疗救治及与援鄂医疗队合作推进医疗救治工作有关情况。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抗疫重症定点医院院长胡俊波: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落实党委负责制,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冲锋向前,全院共有3110余名医护人员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全力以赴,共克时艰。
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于1月25日确定为武汉市新冠肺炎重症及危重症救治定点医院,1月27日晚开始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目前中法新城院区设置23个病区,包含2个ICU,可开放床位1085张,目前在院患者1020人,其中重症患者769人,危重症患者166人。截至2月19日10点,已累计收治重症患者1251人,累计治愈出院97人。
自1月27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迎来第一批援鄂国家医疗队以来,目前共计18支国家和各省援鄂医疗队共计2400名医护人员,在中法新城院区整建制管理18个病区。专家团队中包含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王辰院士、北医三院院长乔杰院士这样的顶级专家。各医疗队都高度重视,书记或院长亲自领衔。各援鄂医疗队与同济医院1173名医护人员一起,团结协作,共同开展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工作。
在中法新城院区,国家卫生健康委多次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推进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发挥国家医疗队的技术优势和规模效应,解决危重病人救治,降低病亡率。
一是由各援鄂医疗队领队和同济医院共同成立大医务处,主要负责协调病人收治、信息登记上报、危重症病例的会诊、死亡病例的讨论、病区间病人的转诊,制定临时医疗工作手册,建立各种管理制度,指控标准,督促落实医疗质量安全管理核心制度等。
二是成立危重症专家组,每个医疗队派出2-3名专家,分别由呼吸、重症、感染等领域最优秀专家组成多学科的合作团队,以充分发挥国家队的技术优势,专家组针对收治的危重疑难病例进行会诊,以及对死亡病例及时开展讨论,通过总结经验,达成共识,全力以赴救治危重症患者。
三是成立联合护理部,科学配置护理资源,以整体护理观念为指导,医护同行,精准治疗,精细护理,确保患者获得最佳疗效。
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同济医院与各医疗队之间沟通良好,配合默契。中法新城院区充分发挥国家队的优势,整合资源,取得了积极成效。治愈人数不断增加,病亡率呈下降趋势。
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高超的技艺,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我们相信,通过院区3500余名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硬仗,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谢谢!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向培凤:
谢谢胡俊波先生。
下面,请奚桓先生介绍北京医院医疗队有关情况。
北京医院常务副院长奚桓:
大家下午好。北京医院在1月的26号接到了国家卫健委下达的组建医疗队的任务,立即组织了143人的医疗队,分别于1月26号和2月7号到达了武汉。
北京医院的医疗队由北京医院王建业院长亲自带队,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多学科的专家以及多专业的护理队伍来到了武汉,成建制的接管了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一个重症病区。在我们的医疗队当中,我们业务科室的主任有8位,科护士长和病房护士长也有8位。同时我们医疗队当中包括我们的领队王建业院长,还有我们的呼吸科专家孙铁英教授,都参加过2003年抗击非典的工作。我们的护理团队当中也有6名护士参加过2003年的抗击非典任务。
到达武汉后,我们立即投入了工作,在不到24小时之内,我们把整个病区所有的病床全部收满了患者,开展了重症患者的救治。同时为了做好感控和防护,我们严格执行三查制度,一是工作人员自查,还有一个是团队成员之间互查。再就是我们有专职的感控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也是为了更好的做好感控工作。同时为了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和我们救治能力,我们也分批次从北京调了很多医疗物资来到了武汉,这其中包括了呼吸机、高流量的氧治疗仪、床旁血滤、血气分析仪、多功能超声等等。
在工作当中,一是要提高工作效率,二是要加强和落实提高诊治率,降低病亡率的工作任务。那么截止目前,我们已经收治了51例患者,这其中病重患者有38名,病危的患者有13名。非欣慰的是,经过10多天的救治以后,今天已经有3名患者痊愈,达标出院了。经过今天联合会诊的评估,在今天和明天我们还有3-5名患者有可能继续出院。应该说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紧张忙碌的,但是医疗队员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的工作精神。
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的一线当中,大家全力以赴,尽我们医务人员的一份职责,做好对病患的救治,完成好组织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谢谢大家。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向培凤:
谢谢奚桓先生。
下面,请沈宁女士介绍北医三院医疗队有关情况。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援鄂指令后,立即分三批奔赴武汉,组成了包括医生32人、护士100人和感控管理干部等共137人的医疗队,承担组建危重症病房,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的任务。
在首批队员到达之后,我们和其他5个国家医疗队一起完成了第一个病房的承建工作。在6天之后,我们迅速的又和北医的其他两家附属医院共同承接了第二个病房的救治工作。同时在第二个病房,还和河南的援鄂医疗队一起,培训了他们的医护人员,提高了救治水平。在元宵节的当晚,第三个由北医三院独立开展的重症救治病房单元,顺利开始收治新的病人。在整个的过程中,北医三院医疗队共接收了新冠肺炎病人153人,其中重症病例120人,危重型的患者有33名。
对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来说,这是第一次派出如此大数量的医护人员进行援外医疗救治任务。这次任务我们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危重医学科以及急诊、感染疾病科的医护人员为核心,但是由于医疗队是新组建的,所以在整个的工作中,我们会加紧对于队员的培训工作,使大家成为新的核心团队,能够尽快的掌握疾病的救治知识。
来到同济中法新城院区之后,我们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在同济同道以及各位医疗队的支持下,随着我们对疾病本身的认识以及对药物的一些更准确的一些认识之后,同时也克服了环境不适应等问题,全体队员都发挥了很好的主观能动性,做好共克时艰的准备。
北医三院医疗队,依托北大医学的优势,组建了我们北京大学自己的会诊中心,每天都会进行重点病例的讨论。同时我们把整个重症病人的收治流程做到科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积极开展床旁超声以及呼吸机的治疗,同时对于新药物的应用,我们也积极推进,希望能够切实提高危重症患者治愈率。
在整个的抗疫斗争中,我们还充分发挥了党团的先锋作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由于我们团队年轻人比较多,我们也率先的成立了临时团支部,发挥青年医务工作者在抗疫过程中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
最后由于疫情带给病人心理压力很大,我们把特色院“三米阳光”行动带进了隔离病房,希望能够把这种温暖患者的理念,带到我们整个新冠病房抗疫斗争中,能够通过医患共同努力来完成救治病人的任务,谢谢。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向培凤:
谢谢沈宁女士。
下面,请吕国悦先生介绍吉大一院医疗队有关情况。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吕国悦: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吉林大学高度重视。吉大一院先后分6批210人驰援武汉。目前,有173人在中法新城院区工作。
我带领的133名急重症医护人员自2月9日起,整建制接管中法新城院区的一个疗区,共50张床位,目前在院病人46人,危重症9人,重症37人。现将近段时间的工作汇报如下:
第一,快速营造ICU的救治环境。由于我们来的时候病房刚刚改造完毕,重症救治设备比较紧缺,我院除再次调配4名急需的重症救治医护人员之外,还分两个批次,连夜从长春及上海调配一些有创呼吸机、血滤机、ECMO等高端生命支持设备及一些必要的床旁检测设备,星夜兼程送往武汉,目前均已到位并投入使用,为提高救治率赢得了宝贵时间。
第二,我们明确了医疗组的救治原则。由于我们2月9号接诊大量患者,为了摸排病情,我们将所有重症患者按照氧疗效果、年龄及是否合并严重基础疾病分为低危、中危及高危,针对以上分组,明确两个治疗方向,即加强治疗,防止高危患者转为危重症,在这个过程中要重视各种监测预警,及时应用必要的支持设备,降低病亡率;同时也要重视重症患者里的低危组,及时复核出院指标,提高治愈率。
第三,优化医疗资源,提高救治效率。由于患者大部分为高龄,合并基础疾病多,我们将体现问题集中、涉及学科广泛、临床症状复杂的3个疑难病例进行详细归纳总结,与我院留守专家进行远程会诊,我院的专家团队提出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处置方案。此外医疗组按照驻地酒店会诊制度,每天11点定时讨论需要加强救治的患者,及时监测各种不良预警。
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医院将和全国同道共同努力,切实有效的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大可能降低医务人员的感染风险,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向培凤:
谢谢吕国悦先生。
现在,请媒体开始提问,提问前通报所在的媒体机构名称。
人民日报记者:刚才同济医院的胡书记提到,同济中法新城院区目前共有18支医疗队派驻,请问这些医疗队是如何做到合理分工,高效推进重症患者救治?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抗疫重症定点医院院长胡俊波: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院区全力做好各支援鄂医疗队的住宿、交通等后勤保障工作。二是积极与各医疗队紧密合作,及时召开领队及医疗队队长碰头会议,认真做好对接。让援鄂医疗队尽早熟悉院区情况,包括病房环境、工作流程等。三是多渠道筹集防护物资,医用设备,保障医护人员能够进入病区正常开展收治病患工作。四是充分发挥院区联合医务处作用,及时进行信息沟通,保证渠道通畅保证各项医疗措施的落实,督促各项核心医疗制度的落实。五是发挥国家队作用,实行整建制的管理病区,组织专家定期开展为重症患者的疑难病例的讨论,及时总结经验,得出一些有力的措施,探索一些新治疗方法和新技术,提高诊治水平。目前同济医院与各医疗队之间配合默契,治愈人数不断增加,病亡率呈下降趋势,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结合危重症病区救治经验,您认为如何切实提高救治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
新冠肺炎致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些病人确实病情非常危重,呼吸衰竭需要更进一步支持治疗,另外一方面是合并了很多基础疾病。切实提高危重症的救治成功率,多学科综合治疗至关重要。在我们收治的病人里有很多同时患有血液病、移植术后病,这些病人需要多方面诊治支持、合作。我们把病人做了非常好的分层救治,即便都是收治的重症危重症病人,在病房内部也将病人进行分层,同时对于护理管理也进行分级护理和监测。
新冠肺炎是一个新发的疾病,我们也积极和武汉的同道沟通,希望能够对于病例有一个更好的总结,把以前仅仅作为支持对症治疗为主,转化为积极预测性治疗,降低病亡率。对于患者心理支持治疗也至关重要,病人进了隔离病房以后,和家人短时间内无法团聚,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对于我们医护团队来说,心理干预和治疗也是促进疾病恢复非常重要的手段。
随着研究的进展,希望能够积极推进一些抗病毒药物研发,以及中医药的应用。最后就是梳理整个危重症治疗流程,能够把最重要的床位留给最危重的病人,切实提高危重症病人救治成功率。
农民日报记者:白求恩精神星火相传,请问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在援助武汉的危重症救治上有哪些创新举措?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吕国悦:
有三项创新举措:
一是快速筹集设备,因地制宜创建ICU。
我们所在的疗区是在普通疗区的基础上按照基本符合传染病救治的需求改建而成。最大问题是重症治疗设备严重不足,在诊治过程中,由于患者集中收治,一些急诊化验结果慢而影响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立足自身,快速响应,紧急筹集一批重症救治设备,如呼吸机、血滤机、ECMO、便携式检测设备等,并已经应用在临床,加上我们专业的ICU医护人员,所以在我们疗区,可以进行任何一项必要的救治措施,也对危重症患者救治提供了必要保障。
二是开展远程多学科会诊,全力救治模式。
虽然我们这次派出了以重症、呼吸、感染为主的医护团队,但是由于病区患者大部分具有高龄、合并基础疾病多、病情进展快这样的特点,和我们平时诊治的患者有很大不同。我们将具有代表性的疑难病例,与我院留守的相关专家进行远程会诊,发挥各自专业优势,提出科学合理、针对有效、可操作性强的处置方案,而且这种会诊会变成一种常规,极大丰富了我们的救治经验。
三是配备超声、麻醉、心理专业医护人员。
救治程度升级后,在有创插管、深静脉穿刺、ICMO置管等复杂操作上,由于医护要穿上防护服、目镜、头套等进行操作,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处置难度,为了更顺利开展这些治疗,同时降低医务人员感染风险,我们紧急增配了心外、超声和麻醉医生。新冠肺炎患者大多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有焦虑、抑郁、甚至自杀倾向存在,这种时候,除了我们医护人员要进行多关心,多照顾外,心理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随队配备的心理医生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中国日报记者:我们看到最近有媒体报道,一名感染新冠肺炎的肾移植患者从同济医院中法院区痊愈出院。能否介绍一下当时对该重症患者的救治情况?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抗疫重症定点医院院长胡俊波:
谢谢你的提问。你说的这位患者是2月6日被收治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肾移植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因为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其免疫力较正常人群显著降低,且往往合并一些慢性病。他们一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病情可能进展更快,治疗难度也大大增加。但另一方面,一旦停用免疫抑制剂超过一个时间限度,移植肾脏又可能发生急性排斥反应,而急性排斥反应带来的急性移植肾功能不全,同样使病人面临性命之忧。所以对这例患者的救治,可以说给医生出了一个难题。就像在走平衡木,我们必须在其中小心取舍,选择对患者最好的治疗方法。
我们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专家,考虑到患者接受肾移植手术已经12年,情况较稳定,但新冠肺炎症状比较重,且持续发烧,所以决定让其先停药,我们随访医生每天密切观察。
同时,同济医院和吉林医疗队医务人员共同努力为这位患者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他们在抗病毒治疗和预防细菌感染的基础上,应用了小剂量激素,在控制肺炎基础上还具有一定的免疫抑制功能。患者感觉乏力、发烧症状明显好转,病情逐渐得到改善。住院三天后,体温恢复正常,食欲明显改善。这个时候,专家们讨论,决定让他加上半量的免疫抑制剂。住院六天后,患者成功脱掉了氧气机,核酸检测阴性,大家决定让他回到正常免疫抑制剂的剂量。住院九天后,患者核酸检测再次呈阴性,CT结果显示此前的病灶已经完全吸收,而且移植肾功能也始终保持正常。根据诊疗指南要求,于2月17日康复出院。
应该说,这位患者治愈出院,一方面是我们同济医院和援鄂医疗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多学科合作、提高重症患者治愈率的成功例子,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也会不断总结临床救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方法,不断提高救治率。谢谢!
湖北日报记者:我们知道北京医院是全国以老年病为特色的综合医院,这次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很多是高龄老人,且多伴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请问北京医院医疗队对这些老年重症病例治疗方面有哪些治疗方法和经验?
北京医院常务副院长奚桓:
好,首先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大家也都知道北京医院是国家老年医学中心,自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以来,我们也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及早了解到老年患者在此次患新冠肺炎中,危重症占比略高一些。
刚才我也谈到,在农历大年初一晚上,我们接到国家卫健委组建国家医疗队任务的时候,连夜组建队伍的同时,就考虑到了不仅要有呼吸、危重症方面的专家和护理团队,还需要有多学科团队。因此我们组建了有呼吸、危重症、消化、心脏、肾内、风湿免疫、内分泌、影像学科,包括了中医学科共同组成团队。
在老年患者当中,是多病或者是共病于一身的。所以当一个突发疾病来临的时候,可能在他原来基础疾病的基础上,对老年患者整体打击和影响更重一些。
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也观察到,很多老年患者临床表现和他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定完全吻合,有的表现得重一些,可能是基础疾病在加重,有的是新冠病毒肺炎病情在加重。比如在治疗过当中,有一例患者他在用无创呼吸机支持的时候,一些氧指标和其他生命体征还相对稳定。但在复查胸部CT的时候,就发现病变其实是很重的。所以基于这些情况,我们经过会诊就及时进行有创呼吸机的治疗。这也反映出老年患者在此次新冠病毒肺炎患病过程中,有一些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除了组建多学科团队,我们也跟兄弟单位们一样,第一时间就建立了一个多学科会诊机制。要做到既能让专家团队发挥整体作用,又能为一线患者提供最好的诊疗方案,需要有一个多学科会诊机制,所以我们很早就建立了病区内、病区外以及驻地,甚至跟大后方专家进行远程会诊这么一个机制。
举个例子,我们会诊机制是每天上午都进行,今天上午在进行会诊的时候,我们通过视频连线跟病区实时建立联系。他们在做床旁超声心动和腹部乃至血管的超声检查的时候,通过视频能够同时、同步看到超声检查结果,大家来共同分析,共同讨论,制定具体治疗方案。比如说今天就制定了下午需要哪些学科介入,应该采取哪些手段,甚至于调整哪些治疗药物等。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发挥多学科优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在治疗老年患者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几个问题:一是患者多病,用药比较多。在治疗新的疾病的同时,其他慢性疾病也需要治疗,所以对多重用药需要关注梳理,避免药物不良反应和副作用。二是老年患者心理方面更需要疏导。老年人可能获取信息渠道不是特别多,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相对匮乏,会产生更多无助、焦虑等心理情绪变化。
所以会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人文关怀。举一个小例子,很多患者可能因为家人也在接受治疗或在接受隔离观察,他的生活必需品可能都不能及时获得。除了我们所在的中法院区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医疗团队的同志也自觉地发起了给他们一份关爱、一份帮助的行动,赢得了患者好评。我们也能切身感受到患者身心得到抚慰,对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很有帮助。
同时,北京医院有优秀的中医科团队,是国家中医标准示范专科,所以我们在组建队伍中,调集了中医科主任,他既承担日常查房和治疗工作,也用中医辩证方法对所有病症进行梳理。既用一些大家在指南中已经推荐的中成药物,也在探索用一些饮片处方药物。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同济医院帮助和支持,获得了一些信息,可以用一些中药颗粒方法来完成一些饮片处方实施,相信在将来会对治疗有更多帮助。
同时在整个治疗当中,我们还调集了影像学专家,也是在第一时间组建团队中就考虑到了。影像科主任把所有收治患者的影像资料,无论是在中法院去做的,还是来院之前在其他医疗机构做的,全部进行了梳理,这对临床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会指导我们临床密切细致观察病情变化。结合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特点,很多患者他的病情可能迅速发生变化,所以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对医生和护理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实也对影像专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感觉多学科团队在诊治危重症患者,特别是诊治危重症老年患者中是非常重要的,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我们收治的这50多例病人当中,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高的一位患者是91岁的老人家,在诊治老年患者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体会,既要治急,也要治慢,也就是基础疾病和慢性疾病要同时治疗。调理好慢性疾病,对治疗急性重症疾病有帮助。
记者: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被指定为“武汉市新冠肺炎重症及危重症救治定点医院”,在这里工作的医疗队采取“整建制接管病区”的方式开展工作,请详细介绍整建制接管病区这种方式对于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有什么优势?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吕国悦:
好,谢谢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医院作为第五批援鄂的医疗队,实际上吉大一院、吉大二院和吉大三院,我们是2月7号出发,作为整建制模式接管中法新城的几个疗区。
整建制接管医院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
所谓整建制接管,就是由援助医院统一派出医护人员来接手受援医院固定疗区的诊治工作。由于是一个医院派出的医护人员,工作习惯,治疗理念,语言沟通都没有障碍。有利于根据医护诊疗护理水平,合理搭配医疗资源;有利于多学科诊治,提出合理化治疗方案。所以说第一个优势是医护配合更加默契,救治力量明显增强。
第二个优势是资源集中,有助于医疗设备后方援助。我们到达中法院区之后,好多家医院可能都面临救治设备紧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有限条件,开展重症患者救治工作,是摆在接管医院面前问题。这时,整建制接管医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援助医院责任更明确,我们到达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各援建医院都非常重视,不惜一切代价,从长春、上海的厂家调集一批新的呼吸机和血滤机、ECMO等设备。以我们医院为例,三天时间全部设备到达,并且应用到患者身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为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赢得了宝贵时间。
第三个优势是执行力更强。随着治疗过程的进展,国家卫健委不断地对我们医院提出一些新的诊疗方案,在这一点上,对文件的理解、执行,整建制医院就能体现它的优势。尤其现在攻坚时刻,重症治疗攻坚阶段,对整建制医院要求更高,对患者救治能力可能更强,对病亡率也会起到重要作用。谢谢。
楚天都市报记者:我们从之前的报道中看到,大家习惯把首批进入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医疗队称为“国家队”,这个称呼首先就能给人以信心,那么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北医三院作为“国家队”成员,在开展此次新冠肺炎救治中,发挥了什么优势和“看家本领”?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
谢谢您的提问,能作为国家队我们内心也非常自豪,我们真正的看家本领是依托北大医学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医学功底。因为对于新冠肺炎诊治,不仅仅局限于呼吸系统疾病,还涉及全身多个系统。在这里我们把常规医疗工作,包括严格的查房制度、疑难危重疾病讨论制度,都引入到新冠肺炎病房管理过程中。
北大医学的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和我们一起来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分别接管一个重症病房。在这里,北大医学的三家医院是拧成一股绳进行工作,我们自己的会诊中心每天都会对我们的病例进行讨论,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虽然北大医学有很多各方面的专家都来到了同济医院,但是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其实大家都是在逐渐深入了解过程中,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当然其实我们北大医学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能够因地制宜发挥一些检查和治疗特色。比如说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些病人他的病情变化可能是比较快的,而且很多是我们没办法预期的。CT检查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影像学检查,但是由于它不可能频繁进行,另外危重病人其实是限制了CT检查的一种可行性,所以我们很快引入了床旁超声对于肺脏超声的一些检查,这些可能使我们对于危重病人,可以随时随观察肺脏的一些变化。这种新技术的一些应用,虽然可能平时大家不太关注,但是在这里对于我们重症救治水平有一个很大提高。另外我们发挥了能够善于积极学习的特点。我们会每天对于新的文献、新的诊疗方法,组织医护人员进行学习,希望能够把最新研究成果真正应用到临床诊治过程中,所以在这里也体现了我们北大医学人作为国家队的一种学习和担当精神。
当然最后一点也是我刚才反复提到的,我们护理团队发挥了巨大作用,北医三院护理部实行了很长时间的“三米阳光”计划。我们也把这种关心、关爱带到了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希望能够在我们周围三米范围内,关注到所有人,把这种爱心传递给大家,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救治手段,能够真正达到降低病亡率的目的。谢谢。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向培凤:
感谢各位发布人,也再次感谢记者朋友的提问。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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