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ghting Covid-19 in Wuhan, 2020 –
今日进了病房，感受了一把生死。
10床一直弥留在滑向有创呼吸机的边缘，处在拉锯战的中间。心率很快100左右，二氧化碳潴留。她可能是我们通过努力拉回的一个患者。院长十分关注。今日查房，院长进去“话疗”安慰10床，鼓励她坚持。临走时，还给她放了一下他老公和他孩子给她的加油视频。视频里，亲人呼唤她健康回去，家里不能没有她。
视频结束后五秒，监护仪上的心率噌噌噌往上走，血压也上去。一分钟之后，指标才下来，而且心率降到了90，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按照院长的意见，护士给她换了经鼻高流量，她特别配合。换的过程也没有出现我们担心的血氧下降，而二氧化碳分压也在向好。
生死面前，人间值得呀！
今日院长带我进了感染病房，这一遭武汉不虚此行了。
今天早上送站，院长Q给布置了明天下午的答记者问，需要准备一些素材。画了个重点：如何避免社会感染，如何避免院内感染，如何避免医护感染，如何开展重症治疗。限时一上午完成。
高压之下，11:35交了稿子。想着下午院长忙，不如这时候先出去透口气。毕竟看到大家的朋友圈春色关不住，有些心馋。
必不可错过的是江边。别人也许喜欢的公园，然而我喜欢的是江水。不知沉淀了多么厚重历史、文化的江水。
江边的土不算好看，踩在上面软乎乎的，十分细腻，倒更是有种包容的感觉。江面上开的船，和在无锡见到的很像，空船很高，满载的船基本上快沉到江里了。
到武汉后，不知是离家太远，还是工作太累，亦或是危险时时存在，泪点变得很低。武汉增加了很多标语，不经意间就会被触动。
晚上，院长带我到新闻发布会现场。这里可真是名场面了。之前湖北省被喷得最狠的那张发布会，就是在这里办的。于是打卡留念。
现场有位中传的老师，在做些指导。一是要有taking home message，二是平行的点不要很多，大家记不住，相应的，观点可以集中，但表达可以多样，三是着装应该正式，避免户外的服饰。
原创 向治霖 南风窗 昨天
被冲水的通道和他们的行李，拍摄时间在2月24日下午7点左右（图/南风窗记者 向治霖）
接连四天，预测天气的软件显示，武汉将有持久的阴雨。然而，眼前的雨还没下时，高强住的地方就湿透了。
他住在武昌区一个地下通道。2月24日下午2点多，通道里来了十多个人，他们接上水管，冲洗了整个地面。
差不多一小时后，冲水的人走了，高强下去“抢救”他的行李。
他的行李全湿了，包括铺地上的床单、被子，还有在两天前，“红十字会送的棉大衣”。他舍不得棉大衣，拿出来晒在出入口的铁杆上。
通道里住了7个人，他们滞留在武汉，又交不起钱住旅馆。
冲水的时候，眼看着被盖衣物要被淋湿，但他们不敢上前，因为“来的人穿着执法人员的制服”。
高强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这群人，哪怕在通道里住着，也比没有地方住在外乱跑要强啊”。
滞留武汉
高强在通道住了10天左右，他是来武汉务工的，在工地上做些零活。工地放假后，宿舍也清空了，但他不想回家。
做了一年，没挣到钱，他只想早点开工。
没想到，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下真回不去了”，高强苦笑说。
他先是住在小旅馆，一天收费30元，但是饭菜越来越贵，“每天最少用掉100块”。他很快就住不起了。
他想了两个办法，一是退了房，露宿街头，省下的一天房费，能多换一些泡面。二是找工作，他猜想，现在的武汉，肯定缺少劳动力。他从汉口开始走，一路见到社区就闯，问人需不需要临时工？在路上看见环卫工，他也会问有没有工作机会？
“没有。”
“不需要。”
他不知道怎么来到地下通道的。高强说，他只记得腿走肿了，因为躺在冰冷的地上，他的腰快直不起来，但还是撑着继续走。到了通道，别人看他可怜，给了他一张床垫。
他就这么住了下来。
黄鹤楼景区的照明依然充足，灯光包围的古式建筑群，在日暮淡薄时分外好看，只是不见一个游客。2月24日下午6点多，我到了通道下面，冲水过后3个小时，水依然在地上流淌，水管被丢在了阶梯上。通道就在黄鹤楼公园的西门边，马路对面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馆。
通道是住不了了，他们只好在公园附近的小树林游荡。
方建“救”回了一个桶和一个包，那是他吃饭的东西，或者说“要饭”的工具。他是一个职业乞丐，从1998年开始乞讨。他是安徽阜阳人，今年37岁。
他右边的袖管空空荡荡，是在15岁那年，做手术截肢了的。医生说是里骨头坏死，“现在肯定能治了，但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也没有钱去治”，他说。
冲水的时候，方建在公园里游荡，不时凑上去看一眼，“他们那些人，接了水龙头，就对着被子冲”。
他的家当全在下面，但他不敢阻止，他说：“他们这群人，对我们做事，从来不讲理由。说实在的，我们都是下等人”。
湿透的行李（图/南风窗记者 向治霖）
另一个滞留者盛宽，和方建是安徽老乡。他也在武汉做临工生活，“封城”后无处可去。
老谭在这群人中年纪大些，经历也更曲折，他是在汕头打工，春节前要回到老家襄阳，但在经过武汉时被困住了。
老谭早先把钱都寄回了家，只按正常预计留下了一点盘缠，这下完全不够了。他给家人报平安时，家人说要给他打钱，但他拒绝了，“本来就没几个钱，自己能撑就撑过去”。
高强说，家里还不知道他在“流浪”，老家里有个70多岁的老母亲，幸好有亲哥哥照顾，但她知道了一定会担心。高强不忍对家里说。
可是，钱已经用完了。高强还问前工友借了200块，没过几天又花光了。他每天盼着武汉“解封”的消息，但在各种传闻中，日子一天天往后拖。
“再来一个月，我就真的撑不住了”，他说。
高强、方建和我交流时，老谭和盛宽拿着最后的泡面，去找医院接开水来泡，但在附近的医院，围起了路障，禁止他们进入。他们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家儿童医院接到开水。
高强和方建，则一包泡面也没有，饿了一整天了。
高强说，有个人开始在垃圾桶里找吃的，但是现在，只有医院的垃圾桶还有食物，“他捡了一份盒饭，别人只吃了一两口。我看菜色还不错”，高强说，但他不敢吃，因为害怕有病毒。
在垃圾桶找吃的这个人很年轻，今年27岁。他也在公园里，一个人远远坐在条凳上，他说自己去年9月来了武汉，一直没有工作，别的事他不愿意多说。
其实，他们很警惕外来的人。在我叫的5人份外卖送达时，老谭和盛宽却迟迟不来。我和方建转了一圈，在马路边找到他们，招呼他们趁热吃饭。但他们连连拒绝，说是吃过了。
盛宽吞吞吐吐讲出了原因，他担心又被拍照。他们遇见过几波人了，有的给他们留下点东西，立刻就狂拍照片，“我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正常工作，只是遇到困难时期，就给我们曝光出去，太丢人了”。
确定不拍照片后，他们才放心，把饭菜端起来吃。
高强对我说：“要不是碰上病毒，我们也不会住在通道，现在还被人追着撵了出来。我们也想早点开工，正常上班、赚钱吃饭，这不是没有办法了吗？”
救 援
住的地方没有了，高强担心真的下雨，他们会更加困难。
吃的东西也快没了，有钱也买不到。管理严格，小商店大多没开，超市又不对个人开放。他们现在有的食物，还是前几天趁早买的，以及部分公益人士的赠予。
高强记得，前后大概来了3拨人。
“第二拨人是2月21日来的，自称是红十字会的人，他们给的东西最多”，高强说，来的人给了他们一人7个口罩，嘱咐说每天都要戴着，还给他们发了垫子、被子，以及棉大衣——就是在3天后被淋湿的那些。每人还得了10桶左右的泡面。
第三拨人是民间志愿者，来的那天是2月23日，给了他们每人两盒盒饭。高强吃了一盒，留着另一盒第二天吃。
为了节省开销，他们习惯了每天吃一顿，还都是在晚上吃。方建说，过道里不许生火，他们只好在晚上悄悄做，下面条。白天就在公园里走走，晒一天太阳。
每天早上八九点有固定的人员会来给他们量体温、发口罩。但他们说，这批人只是做做样子，来了就给最近的人量体温，旁边的人就拍照。泡面也只给一桶，给的时候又拍照，“表明做了工作，剩下的人就不管了”，方建说。
他们怀疑，对通道冲水的人，也是他们叫来的。
究竟是谁？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解决眼下的困难。
事情很快有了变化。
2月24日晚上10点，他们被人冲了水的消息，在一个志愿者群中传开。有人立刻组织起救援小队，在凌晨时分，六七人带着新的被子床单，赶到了黄鹤楼公园附近。
然而，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根据线索，志愿者在另一个通道找到了人，是方建和盛宽两位老乡。他们得了被子，有位独立纪录片导演提了一大袋零食，坚持让他们收下了。
2月24日晚，志愿者给流浪人员送被子（图/南风窗记者 向治霖）
下午才抱怨过拍照的盛宽，这次没有拒绝镜头，“我这个人分得清好坏，你们一片好心，我就无所谓了”，他解释道。
纪录片导演是个年轻女孩，她盘腿坐在过道，和他们面对着面。她准备了自己的床单，和他们一起，在通道里过了一夜。盛宽终于打开了话匣子，笑着讲述他的故事。沉默的时候，导演的一位男性同伴突然唱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盛宽很是捧场，拍手连叫“好，好”。
遗憾的是，高强、老谭等5人，始终没有找到。天黑以后，他们就收拾东西，各自找各自的“床”，没人知道在哪儿。
幸好，在这一晚，依然没有真的下雨。
一个安稳觉
第二天，2月25日下午，我在黄鹤楼公园找到了高强。他昨晚在桥下睡了一夜，还好天气暖和，他的外套勉强够用。后半夜时，路上的响动吵醒了他，他就去了一趟江边，把棉大衣重新洗了，预备晾干了穿。
“可惜呀！”他直叹气摇头，中午的时候他摸了下衣服，感觉快干了，就在桥下补了个觉。但睡醒起来，棉大衣不知被谁收走了。
他又是一天没吃饭，回到了公园闲逛，其他几个人也回来了。志愿者获得消息后，立刻开始找被子，把昨晚漏掉的4个人补上。
在这一天，官方发布了新政策，“对因离鄂通道管控滞留在湖北、生活存在困难的外地人员，由当地政府及有关方面提供救助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获得官方的救助。
只不过，政策暂时还没落实。方建说，他遇到过一次管理人员，但不是问他要不要救助，而是提醒他这里不能住，叫他走开。
就算政府给他安排地方住，他也不想去，作为职业乞丐，他很排斥接受救济，因为在2004年时，他在浙江被收容过。“关了我几天，吃吃不好，住住不好，还让我交了300块钱。”
老谭也遇到了管理人员，他回公园的路上，有3个穿制服的人叫住他，对他说现在有了收留场地，问他愿不愿意去。老谭回答说：“不用了”，赶紧离开了他们。他告诉我，他主要是担心收费问题，其次害怕去了被感染。
他们还是愿意在公园，可以散步、晒太阳，同时远离人群。只是住处不好找，早上10点左右，通道被人用铁栏围起了出入口，里面的东西都清空了。
这天下午，公园里又有新成员。他背着大包，提着一个袋子，穿得整齐干净，他是刚用完了钱，不能继续住酒店了，所以到公园里来。他从浙江过来，别的事也不愿意多说。
下午5点左右，我叫了一单7人份的外卖，过一个小时才送达，他们很快吃光了。然而，重新找的被子，需要志愿者一处一处拿。天黑了，气温明显下降。
晚上8点28分，志愿者魏哥到了公园，把被子给了他们。高强等人连连感谢，但他们的时间不多了，要赶紧找今晚的住处。没过一会儿，一群人就散了。
在公园附近的路口，我又遇见了那个翻垃圾箱的小伙，他带着全部行李，看起来非常疲惫。他说，他找了两个地方住，但都被人叫起来，把他撵走了。他不愿意再说话，朝着长江大桥的方向走去，路口一转不见了。
晚上9点过，高强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过道，他准备下去看看。其实，盛宽和方建就睡在这里，因为这个过道很偏，暂时没有被注意到。高强有些高兴，他说：“今晚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2月25日晚，高强找到了新的通道（图/南风窗记者 向治霖）
他下去后十多分钟，一个穿保安服的人来了，往地道里看了一眼，抽身走了上来。他对我抱怨说：“这群人叫也叫不走，又住到这儿了。现在明明有政府收留，包吃包住，他们还不愿意去。”
他是对面广场的工作人员，据他说，红十字会捐的物资，是他上报后送来的，前两天冲洗通道，也是因为他的上报反映。“没有办法，他们不愿意走，但过道不能住人，这是规定”，他说，这个通道还是不能住，等他明天再报上去。
（部分人物为化名）
…
俞琴 黎诗韵 晚点LatePost 昨天
“没有告诉我们实情，从现在真实的情况看来，他在说谎。”
文 |《财经》记者 俞琴 黎诗韵
编辑 | 鲁伟 宋玮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
发现“人传人”，对公众防护、医疗救治，都具有重要意义，1月20日也成为此次疫情防控的重要时间点。
自从2019年12月31日“不明原因肺炎”由武汉市卫健委公开披露以来，新冠病毒是否“人传人”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2020年1月18日傍晚，84岁的钟南山从广州奔赴武汉，两天后公开病毒“人传人”的信息。
外界已经知悉，在钟南山之前，先后有两批专家组分别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赴武汉调查，但两批专家均未明确公开提及病毒会“人传人”——2020年1月4日，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公开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10日，又有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对媒体表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整体疫情“可防可控”。
从后来的疫情暴发来看，上述两批专家的调查结果和公开表态，可能成为疫情防控延误的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追问：为何前两批专家组未能在武汉调查时得出“人传人”的重要结论？
《财经》记者近日专访了第二批专家组的一位成员，这名专家于2020年1月8日到武汉，2020年1月下旬离开。这位专家要求匿名接受采访，但不反对《财经》点明他曾作为第二批专家组成员的身份。
这位专家向《财经》记者强调，当时专家组在武汉掌握的信息和资料有限，无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他表示，“有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事后看，当时武汉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病例，但这位专家称，当时专家组并不掌握相关信息。
“我们也试图去了解。”这名专家介绍，在武汉期间，专家组特别注意医务人员有没有感染，“每到一个地方，就问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事后来看，专家组当时在武汉了解到的并非全部实情。但究竟谁向专家组隐瞒了一些医护人员当时已经感染的实情，目前不得而知。
这位专家还表示，第二批专家组到武汉后很多信息都不掌握。“我们就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2020年1月16日，第二批专家组回到北京之后组织开会，当时已有专家组成员表示，疫情被低估了。
即便如此，公众仍然质疑：专家组此前去武汉是否真的做到了“尽职尽责”，是否尽了最大可能了解实情?
以下为这位专家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的内容。
《财经》：为什么第二批专家组没有发现“人传人”？
专家：家庭、社会上传染，再得到确认“人传人”，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链条，因为还有可能是共同暴露。但是医务人员不一样，因为他们和病人不可能有共同暴露，不需要分析说，有什么传播链。只要医务人员感染，一定是“人传人”，而且说明，病毒传染性还非常强，因为医务人员一般和病人没有特别密切的接触。
钟南山院士为什么能说“明确人传人”呢？第一，他在广东就已经了解到病毒的传播链了。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冠肺炎。第二，正因为钟院士掌握了病毒的传播链，所以他到了武汉，马上有人跟他报告，有医务人员感染。
相比之下，尽管当时我们掌握的材料里，也包含了两起家庭聚集性病例，但是，我们并不掌握传播链及医护感染案例，所以就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
《财经》：关于新冠肺炎到底会不会“人传人”，当时专家组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专家：大家都很困惑。因为早期，病例多是和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常常商贩一家子都在这个市场里面工作，或者经常去这个市场。所以，一家人感染以后，到底是共同暴露引起的，还是“人传人”引起的？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当时我们专家组里，也有人去问疾控系统的专家，对方给出的答复是，没有办法确定“人传人”。
《财经》：第二批专家组去武汉调查，武汉方面提供的资料里，难道没有医护人员是否被感染的信息吗？
专家：没有。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其实那时候已经发生了医务人员感染的案例。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是2020年1月5日发病的，1月10日住院，1月17日转诊至金银潭医院。（编者注：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月5日晚，30岁的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出现发热症状，1月10日因“病毒性肺炎”住院，1月17日转至金银潭医院ICU治疗。陆俊称，自己并不清楚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确切日期，但肯定是1月17日转院前确诊。）
我们是1月10日以后去的同济医院，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我认为，医务人员的感染情况，应该一个一个地去追，医院报告给谁了，最终这个信息报告到哪儿被阻断了？
《财经》：第二批专家组都去了哪些医院？
专家：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武汉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协和医院、同济医院，主要是去他们的发热门诊。
《财经》：你们去到的所有医院，是否都有亲口询问有没有医护感染？
专家：我们特别关心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每一个地方都要问。我们当时听说哪有医务人员感染，都会一个个打电话去问，结果最后得到信息根本不是。医护人员的感染区我们也没看到，谁知道他们在哪。这么大的院区，我们怎么去找呢？
《财经》：当时陪同专家组的人都有谁？
专家：医院和卫健委的人都在。
《财经》：医院的人是院长？还是行政人员、医生？
专家：有的是院长，有的是医务处主任。
《财经》：“人传人”在这种传染病里是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专家：很关键很关键，我们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
《财经》：没有证据是因为他们不提供还是提供的素材不够？
专家：没有告诉我们实情，从现在真实的情况看来，他在说谎。
《财经》：武汉方面有没有把当时已经掌握的信息完整地告诉专家组？
专家：关于第一批专家组和湖北、武汉方面的调查发现，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后来我们都没办法，基本上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财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专家：他们根本不合作，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比如医务人员感染的事，你哪怕报一个医务人员感染，我们也就意识到它有传染性。
《财经》：那你们后来放弃调查了？
专家：不是我们放弃，是不让你管，当时要求属地管理。我们去了以后，就接到指示，大概内容是：属地管理，地方为主，专家组是帮忙的。
后来，湖北、武汉各自有自己的专家组，对病人的救治，主要由他们负责。我们主要的任务，一个是当时接待港澳台的代表团，另外一个是，我们去发热门诊了解情况。
《财经》：让你们帮忙？你们帮上忙了吗？
专家：那最简单的道理，我让你把病例都报出来，你怎么不报呢？
《财经》：武汉方面听取了你们的建议和意见吗？
专家：病原找到后，在发布消息以前，专家组成员和地方上开过一次会。我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到底有多少病例？在武汉提供的病例资料里面，有41例是实验室检测结果确诊的，除了这一批病例外，还有一批是没有经过实验室检测的疑似病例。
关于发布什么样的病例，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我们专家组一致的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要报出来，我们临走前都说好了。但是第二天见报不是这样。新闻出来，地方上报出来的是41例，仅仅是实验室方法确诊的一批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懂了。（编者注：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发布通报称，在“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武汉卫健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检测，截至1月10日24时，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
《财经》：当时你看到的疑似病例患者有多少？
专家：具体我记不住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当时看到的疑似病例数目大于确诊病例数目。
《财经》：假如当时把疑似的数目也公布了，公众的警惕性也会更高一些吗？
专家：情况就是这样。
《财经》：在你们之前，第一批专家已经去过武汉。为什么还要组织第二批专家去武汉？
专家：他们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在那过的元旦。
《财经》：第二批专家组和第一批专家组，是怎么交接的？
专家：他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主要是在病例的交接上。大家了解下基本情况，就完了。我们的重点是，看金银潭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指导他们治疗。
《财经》：当时对于新冠肺炎病毒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专家：它肯定和SARS不是一个病毒，因为我得到的信息，两者同源性只有70%多，把它归到SARS是不对的。另外从我们当时看到的病例，确实比SARS的重病例少，这是没有问题的，到现在更加证实了。另外，有死亡，但是死亡不多，当时41例确诊案例当中有一例。
《财经》：之后你们和第三批专家组，怎么做的交接？
专家：我没见到钟南山院士。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回来后，到国家卫健委开会，要对疫情判断。当时有成员就说，疫情被低估了。我印象中，第二天卫健委态度变了，已经开始重视了。
《财经》：相比“人传人”的问题，当时第二批专家组得出的“可防可控”结论引起了更大争议。
专家：当时专家组掌握的情况确实是可防可控。41个病人你说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可防可控的问题，这个病现在看肯定是可防可控，你们把这个要写清楚，就是可防可控，不是说让它不防不控。到今天我们防住了吗？控住了吗？问题是让你防让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谁的责任？所有的病如果不防不控它能控制住吗？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这个恶果，而不是说可防和可控这个观念造成的。
《财经》：今天来看，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隐瞒信息？
专家 ：那我不知道，那你可以问他们去，谁知道，我们不擅自猜测别人。
我相信在北京不是这样，在广东也不是这样，在其他地方可能都不会是这样。你看现在的防控就知道了。
《财经》：如果他们当时跟你说了实际的情况（医护感染），今天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专家：如果他们说了医护人员感染，那就不是说有限的“人传人”了，就能肯定明确“人传人”。
《财经》：第三批专家组过去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能够看到明确“人传人”的证据？
专家：发展到那个程度，他捂不住了，那不就暴露出来了吗？从钟院士的讲话来讲，有医务人员感染，这是很重要的证据。如果当初告诉我们有医务人员感染，我们肯定对疫情的判断就是另一码事。
《财经》：武汉方面当时一直称没有医护人员感染，作为专家组，你们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吗？
专家：我们当然怀疑，但是这个怀疑没有用。我们听说（医护感染）消息，就联系院方，因为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医生，联系完了人家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实话。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很明确是属地管理，我们接到的这个指示是地方为主，国家专家组帮忙、指导、辅助。
《财经》：既然有怀疑，为什么没有直接向当地的政府或者医院发问？
专家：当时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让他如实报。卫健委的领导当场就说了，他说，“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他公开反问我们，专家组的都在场。他都这么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财经》：听到这句话，专家组心里是什么感觉？
专家：你不应该找我们，你应该找找那个领导层去了解。现在这个卫健委的人已经被免职了。
（注：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
1 钻石公主号
1月20日，“钻石公主”号邮轮从日本横滨出发。本次“钻石公主号”的旅游航程名称是“初春的东南亚大航海16天”。1月20日横滨港出发，22日鹿儿岛，25日香港，27日越南清迈，28日越南南部，31日台湾基隆，2月1日那霸（冲绳县首府），2月4日回到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钻石公主号 (英文名Diamond Princess)位列全球十五大最豪华邮轮之一，堪称一座移动的海上五星级酒店。船内设施奢华无比，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共有17层，客舱1337间。此次钻石公主号邮轮搭载有2666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其中近一半为日本公民、美国公民数量排名第二，达到428人，请记住这两个数字)及1045名船员，总人数达到3711人，涉及到56个国家和地区（船上一共有312名中国人，其中261人来自香港、25人来自台湾，21人来自中国内地）。虽然“钻石公主”号母港是横滨，但这艘船的船籍是百慕大（英国海外领地），船长是英国人，隶属于美国嘉年华集团。所以，这艘船的身份比较特殊——理论上英美两国都拥有对邮轮的管辖权（相当于船是英国的，但是这艘船又给美国公司打工），当然也可以认为真有什么麻烦，英美两国也可以相互推诿。而邮轮的目的停靠地恰恰又是日本，而日本偏偏对这艘邮轮没有管辖权——虽然这艘邮轮上日本公民最多。就这么一条邮轮阴差阳错牵扯英美日三国的关系，如果没有什么麻烦自然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艘邮轮偏偏遇上了大麻烦。
2 皮球踢到了日本
1月23日中国因为疫情宣布武汉封城，这个事件让新冠病毒肺炎引爆了全世界舆论。 1月25日，邮轮上一名80岁的乘客在香港下船，随后出现发烧症状，2月1日病毒检测呈阳性，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邮轮出现新冠病毒肺炎！ 还在海上行驶的邮轮船员得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21世纪的邮轮最怕什么？ 不是海上的风暴，而是船上爆发恶性传染病！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现在钻石公主号邮轮遇到的恶性传染病还不是普通的传染病，而是通过空气传播，传染性极强的新冠病毒肺炎。 这下麻烦大了。 2月3日邮轮返回横滨港，现在皮球踢到了日本。 日本怎么办？
3 美英相互推诿
日本首先是紧急找英美两国协商处理办法，但是英国佬却装聋作哑，毕竟天塌下来有高个顶——船属于美国公司，船上还有428名美国公民，美国是全球老大，这个事情由美国佬出面来扛天经地义啊！ 美国佬的做派这几年大家都很清楚，自从川普上台之后，将“美国优先”的理念做到了极致。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不管是谁都是直接大棒招呼，连盟友也不放过。 （来源：环球网） 现在涉及一条美国公司资产的邮轮，而且还有428个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又是怎样的表现呢？ 按道理，美国政府真是执行“美国优先”的理念，至少也要把邮轮上的美国公民接走吧。 美国真要这么做也很方便——在日本就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可以让邮轮停靠在美国军事基地，让美国游客下船，然后或者在基地直接隔离美国游客，或者包机将美国游客送回美国再处理。 然而美国政府本次表现让全世界大跌眼镜。 一开始美国政府对日本紧急协商要求不做回应。一直拖到2月7日才对外表示正与日本政府进行协商，打算利用驻日军事基地撤离美国公民——据传日本并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我很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其实美国并没有真心打算执行这个方案，所以，日本方面一表示反对，美国立马就坡下馿表态“支持”日本一切决定。 美国佬打太极，英国也不吭气，这个烫手的山芋就落到日本的怀里。 按：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川普口口声声宣传的“美国优先”其实就是美国“商业利益”优先，至于普通美国公民的死活，美国政府是不大在意的。这就是民主的灯塔、自由的象征、公知的爸爸——大美利坚的本质。
4 日本的选择
现在日本就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是否允许钻石公主号靠岸？ 如果邮轮靠岸，那么迫在眉睫的事情就是要对邮轮总计3711名人群隔离检疫的问题。而无论是东京还是横滨根本就没有可以隔离3711人的场所。 临时征用酒店也是一个选择。但是据日本方面称酒店征用有困难，最大的酒店只能隔离1400人左右。而且作为私营酒店，一般不会配合征用措施，就算同意，日本政府的补偿款也需要各种程序完成——日本要走完这些程序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最麻烦的是，即使日本政府超高效运转，把隔离酒店解决了，最后也要看这3711人是否愿意配合，如果出现有人不愿意隔离——呃，日本政府竟然毫无办法。 这不是开玩笑。 武汉疫情爆发后，1月29日日本通过包机撤回了200多侨民，结果有2人拒绝接受检测，并且也不愿意去政府隔离点，然后就大摇大摆的回家了！ 消息传出，日本舆论一片哗然，当然舆论一边痛骂那两人是恐怖分子，一边痛骂日本政府无能，在铺天盖地的谩骂下，还真有一名公务员自杀了。 其实日本政府被骂也是很冤。 1月28日日本众议院批准将新冠肺炎设定为“指定传染病”，参考《传染病法》2级标准执行。 这个2级标准根本就没有可以限制患者行动的政府授权。所以，日本现在面对患者以及疑似患者只能“劝诫”隔离，这些人真要任性不接受，日本政府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倘若日本政府硬来，事后患者向法院起诉，不但政府必输官司，而且还会被赔得吐血。 总而言之，在“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理念下，日本政府的手脚都被捆得死死的，遇到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日本政府是啥也没法做。 所以，最后日本做出了一个决定—— 钻石公主号邮轮不允许靠岸！ 所有的乘客与船员必须在邮轮上隔离14天并且检疫安全后才能上岸！ 只有被确诊的患者才会被送到医院救治。 大家知道这是啥决定？ 这是15世纪主权国家对于爆发传染病的外国轮船的通行做法。人类文明发展了600年，医学技术不知道比15世纪领先多少，但是人类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最后做出的决定依然与600年前一模一样！ 悲不悲哀？ 如果这条邮轮上全是外国人，也许还可以认为日本政府这是保护自己的公民不得已的选择（最多有点自私），可是，这条邮轮上明明将近一半的游客都是日本人啊！ 因为西方那套制度的缺陷，日本政府确实是被“关进了笼子”，所以，最后不作为就是政府最优的选择。 就让邮轮上的3711人接受病毒的洗礼吧！ 除非被确诊为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其余乘客与船员就只能待在船上！ 你们已经被文明社会用最文明的借口放弃了。
5 被隔离的噩梦
下面我来讲讲钻石公主号邮轮隔离15天对于游客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场噩梦般的体验。 讲一讲这个邮轮的结构。 海上邮轮的结构，其实是两种极端，要么是面积极小的私人客舱，要么是面积颇大的公共空间。 所谓的私人客舱，不过是一间小卧室而已。空间狭小、密闭，飞沫混合在空气中，非常容易形成气溶胶，人吸入后导致感染。 而餐厅、酒吧、剧场这样的公共空间，人员聚集，也是病毒传播的绝佳环境。 为了能够长时间在海上航行，经受风吹雨打，邮轮对密闭性要求很高。 对于船员和乘客，除了海景房和高级工作人员诸如船长、大副、轮机长、酒店经理等能够住海景通风房间的人之外，其余客舱通风条件都很差。 游轮中共有1337间客舱，其中748间客舱设有专用阳台，其余的客舱或者根本就没有窗户，或者干脆只有密封不能开启的窗户。 海景房可以关闭空调系统，采用开窗通风，但其他房间空气交换都是通过中央空调系统。病毒有可能通过空调循环系统游走于各个角落，客舱里的人员就只能直接暴露在病毒面前。 2月3日抵达横滨后，“钻石公主”号就开始隔离，所有的游客待在客舱里，吃喝则由船员送餐。 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了对船上乘客与船员实施检疫。 武汉疫情爆发后，因为恐慌的情绪叠加流感的高发期，几天之内就有近10万人涌入武汉的医疗机构。 虽然医护人员累得吐血也无法及时确诊肺炎患者，然后因为床位不够也影响确诊患者的收治，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公众极大的愤怒情绪。
6 日本政府的表现
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政府的表现。 2月5日，日本政府派遣医疗人员上船对乘客开始检测，然后，一天的时间仅仅检测了80人！厚生省官员对外解释原因是人员少、时间短——日本医疗人员都是要正常上下班的，不可能象中国医疗人员加班连轴转。 但是一天检测80人也太少了！船上有3700人，按照这个速度，光是检测时间就要40天以上。 要知道，没检测就不能确诊，不能确诊就不能下船得到救治——其实就是相当于等死。 截至2月10日，日本官方仅对船上 3700 多名乘客中的 439 人进行了冠状病毒检测，并抱怨检测用品短缺。 同日日本厚生劳动相加藤胜信称：人数太多，无法全员检测，因为检测人手不足。 到2月12日，船上一共检测了492人。同日，一名负责检查船上乘客的日本卫生官员也被检测出病毒阳性。一周时间，日本才检测了不到500人，这就是被国内某些人吹嘘的“低调得可怕的日本”。
日本如此低劣的效率让国际舆论哗然，面对舆论的压力加藤胜信又改口称：如果可行的话，希望现在就对船上所有人进行检测。 那么，日本有这个快速对所有船员检测的实力吗？ 有。 如果日本调集全国公有（NIID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和私有检测机构，加班加点的话，即使只有中国同行一半的效率，两天就能完成检测（一天1600人）。 但厚生劳动省考虑的是钱，私人机构要价不菲，制定这样一个计划，涉及到拨款程序、批准程序……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表示：对全员进行检测非常困难。 不仅检测速度慢，而且邮轮的管理也是一团糟。 日本神户大学传染学教授岩田健太郎最近发布了一段视频引发了轰动。岩田教授2月18日登上了钻石公主号开始检疫工作，据岩田教授称，船上情况堪称悲惨。 船上不仅没有一个真正的传染病专家负责，而且根本没有做至关重要的分区管理，疑似患者与普通人群混居在一起，患者还可以随意走动，这种情况即使是岩田教授这种参加过非典与埃博拉疫情的专家也感到恐惧。 岩田爆料 最后岩田教授向厚生省官员提出质疑之后也被赶下了船。 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钻石公主号乘客与船员的经历。 2月3日到达横滨港口之后其实就开始事实上的隔离，所有的乘客只能呆在狭小的客舱里，每天只有1.5个小时允许出船舱透透气，身体有不适可以去医务室，但是医务室总是有很多人在排队。 所有的人不管是患任何疾病都无法下船，即使是患上新冠病毒肺炎也要等日本官方确诊，关键是日本官方确诊还慢腾腾的，每天只能确诊几十人（12号之后再舆论压力下，才加快了速度）。 船舱狭小，大部分只能通过中央空调换气，病毒可以通过这个通风系统传播到所有的船舱，所有的人都裸露在病毒中等待未知的命运。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被传染的患者急剧上升。 2月15日确诊患者才67人； 2月17日飙升到355个； 2月18日达到542人； 2月19日则达到621人； 大家能想象被隔离游客绝望的心态吗？ 呃，日本政府虽然在大事上处理一团糟，但是在一些细节上还是很“用心”的，比如免除乘客未来上岸后的费用、送日本品牌稻米、送各种小礼品……所以，公知们吹嘘日本是最有“工匠精神”的国家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这些小动作与乘客噩梦般的经历相比有鸟用啊！
7 美英中的表现
那么，在钻石公主号乘客与船员遭受人道主义灾难时，各国政府在做什么呢？最恶心的是美国政府。美国是船老板，船上还有428名美国人，于情于理美国政府都应该站出来协助日本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前期不管不问，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直接扔给日本，直到2月18日才表示要包机来接人，但是只接没病的美国人，不但对其他国家的乘客撒手不管，还把几十个美国病人扔给日本来处理。很奇怪，美国这么恶心的表现国际互联网舆论场居然毫无波澜，换成任何一个国家早就被喷成渣，所以，掌握舆论话语权的美国就是这么牛逼。美国丑陋的嘴脸把日本政府气得吐血，最后也摆了美国一道。
18日美国飞机到达后，日本恭恭敬敬配合美国撤侨，然后等到飞机起飞前最后一刻，日本突然通知美国，飞机上有14个美国人“刚刚”确诊是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美国人一听就傻了眼——你TM怎么不早说？呃，不好意思。日本不是故意的，全世界都知道日本是最有“工匠精神”的国家，所以，日本的报告出来比较晚。另外，已经送出去的病号，日本不接受“退货”……最后美国只好临时在飞机上加了一道帘子，临时当做隔离区装载14名患者运回美国。至于飞机上另外的美国游客，就只能自求多福了。英国政府也是渣。这艘船好歹是英国船只，英国也有义务协助日本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英国佬前期一声不吭，直到2月18日才宣布将包机接回船上的78名英国公民。当然，在2月18日英国政府宣布这一决定时，英国佬还不忘扮演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18日上午，英国政府表示，正在组织航班疏散“钻石公主”号上的英国公民。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我们同情所有陷入这一极端困境的人，”他说，“外交部正在与‘钻石公主’号上的所有英国人联系，包括确定他们是否有意愿被转移回国。同时，我们也在考虑一切能够保证人员健康和安全的方案。”漂亮话说得我都想鼓掌——等等，钻石公主号都抵达横滨15天了，英国政府你们现在才睡醒吗？
最无奈的是中国政府。
说起来船上一共有312名中国人，其中261人来自香港、25人来自台湾、21人来自中国内地，但是中国政府根本找不到介入事件的切入点！船是英国的，船老板是美国，船停靠在日本，中国政府该找哪个国家协调？找美国？美国连自己428名本国公民都不管不问，还能能帮助中国人？找英国？算了，英国人连续15天屁都没放一个，虽然船上还有78名英国人——呃，只有不长脑子的香港废青，才会打着英国国旗聚集英国大使馆门前，请求英国佬拯救他们“脱离苦海”。找日本？日本理论上对邮轮连管辖权都没有，更何况船上还有1200多日本人，总不能单独允许中国人登岸吧？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出境旅游的国人越来越多，2018年出境人次超过1.3亿。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出境旅游最好不要选择邮轮这种可能涉及多国关系的交通工具，如果出啥问题，中国政府想帮你都找不到介入点！如果只是单一国家的双边关系，倒也简单了，中国政府这几年对海外同胞的救援表现有目共睹。利比亚撤侨，2011年1月，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很快失控。中国政府在很短时间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邮轮11艘，国有商船5艘，军舰1艘，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还帮助12个国家撤出了2100名外籍公民。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黑格宣称英国滞留公民应“自行搭乘商业航班撤离，而非在危险情况下期待空军冒险解救”，美国也表示利比亚局势较乱，不便于派遣军事力量。也门撤侨，2015年3月26日，阿盟联军开始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轰炸，当时尚有约590名中国公民滞留在也门境内。2015年3月29日，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护卫舰临沂舰和潍坊舰前往撤侨，共接出中国公民621人以及15个国家的外国公民279人。
美国在4月6日承认，无法帮助在也门的公民离境。由于也门机场关闭，美国希望在也门的公民从海上乘坐外国船只离境。尼泊尔撤侨，2015年4月25日下午，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地震发生后不到9个小时，中国政府经过迅速紧急外交后第一架航班出发，中国国航飞机第一个抵达尼泊尔，随后，南航、东航、川航等几家航空公司共同发力，在短短3天之内将2500余名中国公民从尼泊尔地震灾区安全撤离返回祖国。即便有重重困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尽最大努力帮助船上的同胞。我们大使馆人员在第一时间核实船上中国同胞情况，与中国同胞取得联系，不但帮助他们与家人传递信息，还了解他们的需求，并且尽量帮助解决。当时滞留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有14名中国旅客（12名为香港居民，2名为澳门居民）。他们年事较高，乘坐邮轮时并未携带大量平日所需的药物，如降压药、心脏病药、糖尿病药、抗凝药等，突发的疫情让他们处于隔离状态，日常药物也都基本用完。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收到他们的求助信息之后连夜紧急协调，及时将药品送达同胞手中。 对于在邮轮上其他的中国乘客，我驻日大使馆还留下联系电话，中国乘客有什么需求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大使馆解决。
12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收到来自“钻石公”号邮轮上港澳同胞的感谢信。 港澳同胞在信中表示：“感谢你们为我们做出的一切努力！感谢伟大的祖国！我们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因为在国外遇到困难时有我们强大祖国的支持。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这是所有滞留在钻石公主号各国乘客中唯一给自己的政府发出的一封感谢信。
19日后，钻石公主号陆续有中国乘客解除隔离，这些乘客大都是香港同胞，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协助下专门包机运送这些香港同胞返回香港。 至于解除隔离的大陆内地国人，因为数量很少，可能会搭乘商务航班赶回中国。 截止到2月19日，钻石公主号有47名中国同胞被确诊，其中2人来自中国内地，44人来自中国香港，1人来自中国台湾。 8 一面照妖镜 本次钻石公主号事件如同一面照妖镜，让一票西方发达国家原形毕露。 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人权至上”的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确实让人倒尽了胃口，面对钻石公主号3711人的人道主义灾难，英美两国是推卸责任不闻不问，日本是应付舆论敷衍了事，没有一个国家真正为邮轮上乘客的权益而努力。
只有中国是例外。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最后给大家讲一个不为舆论所知的案例。 1月25日凌晨，同样隶属于美国嘉年华集团旗下的“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停靠天津港，这艘超级豪华的“海上皇宫”载有4800人，比钻石公主号还多1000人，当时正值武汉疫情爆发，这艘邮轮会经历钻石公主号一样的噩梦吗？ 没有！ 因为它是停靠在中国。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表现。 天津方面在24日就提前部署检疫措施，邮轮一靠岸，工作人员立刻登船检测，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天津港还动用了直升机送递检测样本，能省一秒就省一秒——因为我们深知，每耽搁1秒钟，船上的乘客就多一分被感染的风险。
从凌晨5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18个小时完成4800人检疫工作，一共筛查出17名发热疑似患者，然后对疑似患者与密切接触者提供酒店食宿单独隔离观察。 一天之内，“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4800名游客就完成检疫、登岸、隔离所有工作。 一切井然有序，波澜不惊。 钻石公主号一条邮轮就难倒一个国家，结果感染了621名患者，导致了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 而人数更多的邮轮在中国，都不算个事啊！ 这就是钻石公主号停靠横滨港之前的事情。 与中国政府相比，美英日等国面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理能力——确实都是垃圾。 抄作业都不会的学渣。
说实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是真的好啊！ 按：以前西方有句名言可谓深入人心——“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其实这句名言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过于强调对公权力的约束，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公权力毫无作为！ 平时岁月静好看不出有啥问题，真要遇到重大公共事件，最后私权的膨胀一定是更多的大众来买单，日本就是一个典型。 如果未来日本爆发大规模疫情，我可以预言，日本政府将毫无作为，只能躺倒挨锤，最后大概率会出现一个极具讽刺的结果——本次疫情表现最差的武汉地方官员，也比民主的日本政府更有作为。 如果中国不是搞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搞西方那套制度，搞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大家知道是什么结果吗？
不会有天眼网络； 不会有良好的社会治安； 不会有转移支付制度； 不会有大规模扶贫工程； 不会有中国的基建奇迹； 不会有全世界最发达的高铁网； 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
原创 樊巍 杨诚 崔萌 环球时报 昨天___
2月9日，武汉市吹响“应收尽收”攻坚战的进攻号角，全市各个区、街道、社区全面落实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全市一万多名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国企职员、高校教师全部下沉到疫情形势危重社区，轮番排查“四类人员”，强力推进“应收尽收，不漏一人”。然而9日当晚，环球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在跟随武汉某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转运辖区内重症病人前往定点收治医院的过程中，却发现这样一个控制疫情的关键举措，在某些执行层面问题迭出。
2月9日晚10时30分左右，环球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接到武汉市武昌区某街道工作人员电话，称他们辖区马上将有一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将从武昌区某医院送往武汉市危重症病人救治定点医院——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进行集中收治，这批病人多半是老年人，有些人情况危急。
来到转运现场后，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发现负责转运这批重症病人的是一辆公交车，车上已经坐满30多位老人，有些老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还有些老人只能坐在公交车的过道里，公交车司机与病人之间没有任何隔离措施，据观察，公交车司机本人防护装备也不符合接触重症患者所需的三级防护标准。
晚11时左右，公交车在行进过程中，因为某路段道路狭窄、乱停乱放车辆较多，被堵在路中央，车内患者情绪变得焦躁，并将怒火发泄在司机身上。而司机向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表示，他原本接到指令是前往武昌区某社区接收病人，但是负责组织转运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却带着他去往多个地点接收病人。这名司机称，车上只有他和三十余名重症患者，没有负责组织转运的工作人员前来协调，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后，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和开着私家车给病人送行的病人家属一起指挥司机将车倒出，整个过程中负责组织转运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车辆虽然跟在公交车后方，但未见有人过来协助。
晚上11时15分左右，公交车终于驶出狭窄街道，前往下一个病人接收点。11时30分左右，公交车到达接收点，车上的患者再度情绪失控，有人表示他们已经跟着这辆车走走停停很长时间了，疲惫不堪。司机也十分愤怒，下车打电话给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抱怨，整个过程中没有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前来协调和安抚病人情绪。
晚上11时50分左右，已经无法忍受长时间等待的病人要求立马将他们送往医院，公交司机也绕开带路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径直将车开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经过40分钟，公交车终于到达新城院区，但是司机并不知道具体要把病人送往哪里，和谁对接，只能把车停在医院内的停车场上，病人纷纷下车，不知所措。在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的沟通询问下，病人才弄明白应该前往新城院区发热病人入院办理处办理入院手续。
凌晨1时15分左右，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致电相关部门，将这一情况如实反映，随后武汉市和武昌区各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记者做了如实反映，同时也请求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凌晨1时50分左右，负责转运这批重症病人的工作人员给记者打来电话。据他们介绍，当晚他们本想将司机带往位于武昌区某地的另一个接收点，但司机并没有听从指挥而是直接带着病人赶往医院，他们本想逼停司机，但司机拒绝，他们在跟随一段时间后不得不离开，因为另一个接收点的病人还在等着。他们同时表示，大量病人无法及时入住是因为负责接收的医院入院手续太过繁琐。
凌晨两点多，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离开同济中法新城院区时，仍有大批病人乘坐公交车和大巴车被送来，他们下车后，同样也无人对接。
2月10日上午9时，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再次致电武昌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询问昨夜的重症病人是否全部完成了收治，他表示，能帮忙收治进去的都已经收治进去了。
后据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了解，2月10日凌晨，掌握这一情况的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下达指示，此事必须彻查清楚！相关责任人必须严肃处理！
2月10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立马约谈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在约谈过程中，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高雨措辞十分严厉，诘问武昌区相关相关领导“应收尽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要把好事办好，怎么能把好事办坏？这些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跟车？现在的武汉就是战时状态，这些人的行为十分恶劣。”
高雨称，“中央指导组的对于这起事件的意见是：区政府和街道要向这些患者挨个赔礼道歉，对相关责任人根据党纪政纪严肃问责。另外，作为区长、作为指挥长，在这件事上你应该负什么责任，要向上级写一份深刻检查。”
接受约谈的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面对诘问，脸色通红。余松称，“得知9日晚的事件，我非常痛心，我们有责任，一定深刻检讨。”
当天一位中央指导组参与约谈的同志表示，针对当前防疫工作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我们就是要及时进行约谈，及时敲响警钟。约谈也是给广大干部释放一个强烈信号：战“疫”当前，失职失责者，必将受到严肃问责。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紧张起来，迅速进入战时状态，真正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视频：9日晚，环球时报记者拍下“应收尽收”当夜混乱一幕（视频中的被拍摄者最后均得到救助）…
首先，你需要一个紧急命令：由中建三局牵头，武汉建工、武汉市政、汉阳市政等企业参建，在武汉知音湖畔5万平方米的滩涂坡地上，指挥7500名建设者和近千台机械设备，向全体国人和倍受煎熬的武汉市民立下军立状——“十天，建成一所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救命医院”。
紧接着你需要北京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在78分钟内，将17年前小汤山医院的设计和施工图纸全部整理完善完毕。然后毫无保留的提交给武汉中信建筑设计院，并由全国勘察设计大师黄锡璆博士反复叮嘱经验得失。
你需要中信建筑设计院在1小时内召集60名设计人员，同时设立公益项目，联络全国数百名BIM设计师共同参与，全力以赴投入战斗：24小时内拿出设计方案，60个小时内与施工单位协商敲定施工图纸。
你需要武汉航发集团，迅速进场开始场地平整、道路以及排水工程施工；同时由两家上市公司高能环境和东方雨虹组成紧急工程建设团队，负责防渗工程、污水处理和医疗垃圾转运设施建设；还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召唤中铁工业旗下中铁重工，火速增援追赶工期。
你需要国家电网，260多名电力职工不眠不休24小时连续施工。在1月31日前完成两条10千伏线路迁改、24台箱式变压器落位工作、8000米电力电缆铺设，并按时开始送电。
你需要亿纬锂能，在电力电缆铺设完成前，紧急提供静音发电车，以解决通讯基站等关键设备的应急供电问题
你需要华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电子、中国信科等前后方企业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在36小时迅速完成5G信号覆盖后，还交付了云资源、核心系统的计算与存储设备，并建成与解放军总医院的远程会诊系统。
然后你可以在三棵桂花树后架设一个摄像头开通直播，再召唤几千万个云监工，看着由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机械支援保障的“送灰宗”、“呕泥酱”们24小时忙忙碌碌。
你需要中石油现场加油车，并征用中石化知音大道加油站为项目现场提供油品保障，同时提供方便面、开水，开会场地和临时厕所。
你需要三峡集团鄂州电厂全部生产人员驻厂，为武汉用电提供保证；中国铁建高速公路优先放行火神山医院物资；宝武钢、浙商中拓、五矿发展提供钢材；中国建材提供石膏板、龙骨。
你还得用中国外运送来的食品、中粮集团捐赠的粮油为数千名工人供应一日三餐；需要在一天之内由湖北中百仓储联手阿里巴巴旗下淘鲜达建成一个“无接触收银”超市，为工人和医务工作者便捷、安全的提供生活物资供应。
施工中，你需要华新股份的水泥、河北军辉的防火涂料、正大制管的镀锌圆钢、华美节能的橡塑绝热保温材料、惠达卫浴的5931件马桶和龙头、海湾安全的消防报警器、佳强节能等三家企业的3500套装配式集成房、新兴际华的球墨铸铁管、永高股份的市政及建筑管道、中国一冶的4800套钢构件、株洲麦格米特的50套电源设备、上海冠龙公司的2000台阀门。
房子建好接下来装修，你需要中建深装的100名管理人员、500名施工人员，在3天内完成室内外地胶铺设、卫生间和缓冲间地砖铺设以及200余间病房的室内装饰任务。
装修完成，信息系统建设你需要联想集团提供的全套2000多台计算机设备和进驻现场的专业IT服务团队；TCL电子提供的全部公共LCD显示屏；小米提供的平板电脑；紫光、烽火通信、奇安信提供的网络及安全设备；卫宁健康提供的互联网医院云平台。
专业设备必不可缺，你需要影联医疗、上海信投、东软集团的CT设备、潍坊雅士股份的ICU病房和手术室专用医疗空调、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的热成像芯片、上海昕诺飞的930套紫外消毒灯、欧普照明的专业照明设备、乐普医疗的2000支电子体温计与700台指夹血氧仪、汇清科技和奥佳华的专业空气净化器 、猎户星空的医疗服务机器人；欧亚达家居的物管团队和床铺物资。
以上所有的物资运输，都依赖于顺丰、中通、申通、韵达、EMS、阿里巴巴物流平台等中国物流巨头联合开通的国内及全球绿色通道，免费从海内外各地为武汉运输救援物资。
最后，让专业团队安装好格力空调，等海尔的工程师因为道路封闭背着冰箱赶到现场，把美的饮水机、热水器安置到位。门外，由宇通客车和江铃集团捐赠的几十辆负压救护车已经整装待发。
你想到的，总会有人及时提供；你想不到的，也会有人提供。
价值20万元的文件柜，14家洛阳家具企业连夜赶工，发货后才告诉你“不用买，我们捐。”
8000斤冬瓜、上海青、香菜，是河南沈丘白集镇退伍老兵王国辉驱车300公里，在大年三十直接送到工地的。
1吨“资中血橙”，是并不富裕的四川资中县水南镇农民黄成精挑细选发来的。
400个板凳，是营业不到一年的淘宝店主金辰不忍看到昼夜赶工的工人们席地而坐捐献的。
……
哪有什么“基建狂魔”，
只有争分夺秒的“生死时速”。
不用无谓的“震惊、喝彩”，
只要绝不放弃的咬牙坚持。…
新冠”肺炎像一把刀子，不仅伤及血肉，更剖开了深入骨髓的病灶。清醒的人们必须发出声音，说出真话。今天来信的作者吴俊宇来自江西宜春。在过去一段时期里，伴随全国经济飞腾的大潮，宜春也创造出一幅繁荣景象。不料疫情到来，小城又仿佛回到原样。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生活？什么是价值？我在阿兰·巴迪欧的《何为真正生活》以及乔治·莱文的《世俗主义之乐》里寻觅许久，没有找到答案。 小年前的那段日子我并不好过。每天早上六点在焦虑中自动惊醒，随后便是蓬头垢面、饥肠辘辘地爬起来撰写那些互联网企业的约稿。写完便在“每日优鲜”上点个外卖——连续一周的上午，我都是在南瓜粥、芥菜包、红枣豆浆以及日本草莓中渡过的。 他人看来，我看似自由舒适。整日窝在家里，累了便撸撸猫，在各个企业、城市的活动中穿梭往来。然而市面上的作者被清洗了一波又一波，那些群访也无法真正深入业务本身，生产出的内容价值感有限。行业逼着你往前跑，你只能囫囵吞枣般现学现卖。危机是深重的。情绪无法自拔时，只能跑去小区里，一边听许知远的《十三夜》，一边一圈圈散步。这种生活状态，其实是我们这个圈子的日常——焦虑、焦虑、焦虑，止不住的焦虑。 我见到一位媒体创业者躺在公司通宵。她说自己 27、28 岁的年纪，本是个小姑娘，别人家都在四处玩乐，她却需要肩负起这样的压力。她真正的梦想是带着孩子去美国读书。另一位媒体创业者年初掉光了头发。一问才知，他说自己是十几人的老板，实则是在给员工打工，幸福感很差。他想退回当年一个人的状态。一位朋友说，他捏着鼻子在“油腻局”上穿正装和众人狂欢，只为结识一年的人脉。他真正理想的生活是，旅居记录他人的生活状态。他希望 40 岁之后能过上这种日子。 我想起了人类学家项飙那个“工作洞”理论。他用此阐述“追求成功激情”的无意义——我今天做的东西确实没什么价值，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但是我以后会做这个那个。先把手头这个咬牙忍过去，今后回来我就好好过生活。既然眼前这个火坑离我最近，也许能捞到第一桶金，跳进去再说。 然而项飙直接指出：这个“以后好好过”，是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是啊，当下都过不好，遑论未来。一次和滴滴专车司机聊天，那是一位头发梳得笔挺、一身黑色保暖夹克的中年大叔。他说靠包政府工程赚了两千万。三十之后庸庸碌碌，天天喝酒攒局唱歌，不着家也不管孩子。酒喝得挺辛苦，歌唱得挺辛苦，钱也赚得挺辛苦。一晃时间没了，十年像是两三年。三十岁前的日子历历在目，恰日昨日。人到四十拼劲没了，只想开专车好好休息。他的儿子不省心，他想求人把他送进政府机构。接下来半辈子得抱着两千万过完，他却满脸倦态没了激情。 如果他还要再活 40 年，这 2000 万每年只能花 50 万。这还是投资不失败、身体不垮掉、通货不膨胀的情况。真把账算清楚，其实挺没意义。我似乎从他身上窥见到了自己人到中年可能会有的无奈。 小年那天，我把几个毫无功利心的朋友组在一起，共同在北京胡同的日料店开怀畅聊了一个夜晚。这顿饭结束后，另一位整日深陷职场复杂人际关系的朋友微信和我说：“有种从淹没的井里爬出来的感觉。”收到这条微信，我感到了温度和回馈。“幸福”、“生活”、 “价值”终究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日常柴米油盐的体味中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一个人离群索居疯狂工作捞金，或为了自己所谓的梦想牺牲家人。那些所谓的“野心”、“成就”，它所带来的价值感其实远低于一家人平平和和坐在一起吃顿晚餐，更低于更合乎人性的选择——毕竟，人性是神性的流露，它是悲悯的结晶。 我似乎摸到了答案的一角。
回南方小城那天，发现家乡的机场广告，上面写了三段话：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我有些嗤之以鼻，尤其是“幸福感”三个字让我深刻怀疑。这种怀疑源于对家乡的叛逆。 但晚上和母亲散步时，我发觉我似乎错了。一年没回家，我竟成了旅游区的群众。老城中心被改造成了“三皇里”，取名源于“三皇宫”——一座始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却被当地居民冷落多年的宫庙。 城市商业中心已经悄然转移。90 年代的“小香港”已经老气横秋，七零八落，曾经的山寨洋品牌纷纷关张。旧城改造出的“三皇里”商业区则是一片仿古建筑，里面挤满了年轻人，充斥着汉服店。回到 2010 年左右，这座小城还曾兴起过一座名为“曼哈顿”的商业中心。三个商业中心都只相距一公里。从“小香港”到“曼哈顿”再到“三皇里”，人潮涨落，每一公里都是新时代对旧时代的修正逆反。 “三皇里”商业区门口在举办“网红美食节”。这里聚集了北京、天津、重庆、四川、湖南、内蒙、香港等地的“特色小吃”。商业区内部则按标准的“景区模式”搭建了各式店铺。其中是 made in 义乌的各式小商品，还有 cook in 江西的各式餐饮。整个街道张灯结彩，人来人往，人们脸上挂着春节返乡的喜悦，商业区里甚至出现了街拍的老年人。
我不想用社会学视角去评价所谓的“网红美食节”，也不想细究城市商业中心改名究竟意味着何种社会思潮的涌现。仅从庸常生活的视角去看——一座小县城突然呈现出了小都市的景象。这种祥和的氛围，上次遇见还是在台北和成都。乍眼一看，家乡确也恍然有了几分台北、成都的闲适幸福。然而，我和母亲散步时闲聊，忧虑这波春节返乡热潮后，它还能不能撑住。因为影子终究是影子，它缺乏真实生活的支撑。毕竟城市不是建筑，而是人构成的。 我的怀疑一语成谶，甚至还要更糟。黑天鹅降临，疫情来了。 正月初三那天，我走出家门，发现“小香港” “三皇里”所有店铺都紧闭大门。疫情爆发前摩肩接踵的画面被现在的空无一人所取代。
而在往年，“小香港”是整座城市最繁荣之处，返乡的年轻人在奶茶店、咖啡厅里高谈阔论、打牌聊天。“三皇里”还有家年前人满为患的音乐酒馆，此刻却紧密大门。门口贴了两则通知，一则在大红纸上写着“遵循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理念……在春节期间给全体员工放假……初三正常上班”，下面落款是“消愁音乐酒馆”。另一则是个有关疫情防控的“紧急通知”。A4 白纸上写道，“自 1 月 26 日（正月初二）起全面暂停营业，禁止举办聚会宴请，开业时间另行通知”，落款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冷冰冰的公章。
红白纸一线之隔，荒诞不堪。真不知道这家酒馆的老板春节在家是否需要借酒消愁。 我无法想象那些店铺背后的家庭正在遭遇怎样的焦虑。他们或许省吃俭用攒出十几万盘下一个店铺，只想在春节返乡潮中挣上一笔，然而期望戛然而止。这是线下实体门店的灭顶之灾。各行各业全部停转，只剩下超市、便利店还在勉强营业。我已经在想，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到底会降到何种程度。 互联网公司在春节的转速依旧极快，大公司可以凭借自身的资源和效率给疫区做些公益，一些中小公司也不甘示弱，开始“蹭热点”，蹭完之后便是找媒体做传播。我对这种传播保持着疏离和警惕。它似乎是某种向上汇报的“表功”，看上去似乎是在做公益，但却又和疫情本身离得很远。这种行为也让一部分员工反感，在舆论场上引发了危机，公关部门又不得不捏着鼻子去删帖。 一批公司在做公益的同时开始推业务、拉流量。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这是场“比做广告划算多了”的商业机遇，接下来接比拼的是运营、留存、转化能力。创业媒体都在疯了一般抢热点，选题从疫情对宏观经济、细分行业、具体公司的影响，再到商业故事、人物故事、观点评论。这恐怕就是罗振宇常说的“小趋势”和“躬身入局”吧。 一家名为“深响”的互联网创业媒体在《肺炎疫情下的中国互联网“996”》一文中写道：“程序员、产品经理、运营、市场，以及客服、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们，职责各不相同，但所有人都在为争取同一场胜利而忙碌。”嗯，胜利。春节本该是阖家欢乐的时候，疫情来袭也本该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此时看见某些企业却为了“胜利”打着赈灾的幌子开足马力、伤筋动骨般往前冲。 一位被动“996”的朋友和我说，这次事件中，企业员工被绑架了。她希望既要允许有人怀着或挣钱或天真的想法参与加班，也要允许有人怀着怕死或懒惰的想法拒绝加班。这个春节她原本打算休息，然而却再度因为是非对错等诸多问题陷入焦虑。 也许是我的慵懒和厌倦。我既不想捕捉所谓的“小趋势”，更不愿“躬身入局”。我彻底拒绝了所有企业春节营销和疫情营销的约稿。不是因为我多高尚，而是一年没回家，我希望在假期好好陪陪父母。毕竟几个月前母亲刚从走出抑郁症。当时同样也罹患抑郁的我知道那种感受有多无助。那时我身在北京，电话那端无能为力。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假期多陪陪她。 疫情这段日子，一家人被关在一起。两代人的“强制亲密接触”引发了众多摩擦。这些磕磕绊绊却是生活本身。 在春节前，父母最初对疫情毫无知觉。父亲一度极为嚣张地表示，“当年非典照样不慌，一身正气不怕病毒”。我建议取消今年春节的聚餐、拜年活动，结果被教训“过度恐慌，没有亲情”。我沉默了。选择间歇式转发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以及钟南山劝阻。在十几条微信消息的狂轰滥炸下，他才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两代人的沟通障碍在疫情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似乎更相信权威和经验，而不相信下一代的判断力。毕竟，在重大家庭问题上被下一代所摆布，那意味着自己真的老了。 他大概依旧希望在我面前保持他的权威。这是父亲对儿子的权威。然而两代人的力量此消彼长，他无法左右我的人生道路时，只能在那些细枝末节上“用力过猛”。比如，疫情扑朔迷离之际，我到底该何时返京。我和他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巨大争执，口角之中我说“无法沟通”，他沉默了。那刻我有些后悔说出这种狠话。因为我知道他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是他表达爱意的方式。 一个午休之后，我和母亲聊起一个笑话，惹得她哈哈大笑。她说你在家我心情愉悦，要是这次你不在家，看着那些疫情新闻，我恐怕又要抑郁。我知道母亲善良心软，当年汶川地震，她总被那些悲伤的新闻触动，时常情绪沉重。她话音刚落，我便决定改签之后的航班回京。爱需要表达的艺术，感性的表达远比理性的计算来得有温度。而这也是我需要不断学习的部分。 在家这段时间，我和母亲有意避开了疫情消息。俩人每晚必看江苏卫视的《新相亲大会》，两代人坐在一起交流婚恋观念。这是过去不常有的经历。在这个传统保守的家庭，我们总是羞于表达，很多事情点到为止。 我喜欢《世俗主义之乐》致谢那章中的一段话：“他把每一次吃冰淇淋的时间和每一次散步都化为严肃而富有成果的讨论。”我羡慕那种能够在日常散步、饮食、交谈之中把知识和实践融合得很好的人，也更向往那些极为温暖、精确、娓娓道来的东西。这些日常生活的瞬间，其实就是疫情中的世俗主义之乐吧。 这些天我翻开了彼得·沃森《二十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书里记载，众多德语国家里，科学家和伪科学家、哲学家和伪哲学家、知识分子和伪知识分子都在争取公众关注的斗争中试图压过对方。 这场疫情中的舆论博弈同样也是如此。每天在社交媒体上的声音如同协奏曲。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每一种言论都代表了一种思潮。思潮与思潮之间相互交织博弈，各种思潮的力量随着现实环境的变迁此消彼长，它们共同激荡出了当下社交媒体的基本舆论场。我们在批判，我们在感动，我们在愤怒，我们在嘲笑，我们似乎在参与一场狂欢，似乎又远离真实世界。 想起了一年前自己写过的一段文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醉生梦死、懦弱胆小、心怀不满和暗自嘲讽。苏联人是躲在厨房里，美国白领是躲在酒吧里，中国人可能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以为自己在改变什么，然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改变。生活总还是在按照它的逻辑进行。不管疫情存在与否。 无聊的日子，我在阳台上用具备长焦镜头的手机捕捉到了这样一幕。这是“三皇里”一街之外一片绿色防尘网所覆盖的废墟。废墟下埋藏着这座小城过去几十年的街巷、工厂。废墟之上则是一棵棵孤零零的树、随意倾倒的生活垃圾，还有附近居民用碎砖在废墟之上圈出的一片菜园。
一群憋疯了的赌徒在阳光灿烂的初五搬出了牌桌，在废墟上聚众赌博。旁边是围观的老人、孩子以及小狗。他们津津有味，成了我目所能及的风景。 如果没有疫情，他们照样赌博，只是不戴口罩。仅此而已。小城终究是小城。即使空有成都、台北某些地段的外壳，文明程度依旧远远无法企及。这片废墟以及废墟上人的精神生活，才是小城的底色。 …